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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喜从天降毫无准备，不过赵昺还是很快接受了。且他的精力又很快转到即将开始的征西上，他近日接连召见兵部官员，详细询问了粮草、器械、服装、军饷的准备，兵员士气等情况，又召江南西部制置使江钲入京，听取其意见，会同枢密司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了解情况的只限于正、副相和尚书省、枢密院侍郎以上官员及相关职司主官，但是今天举行的有关西征的廷议中，他却与众臣出现了分歧。按照他的意思，此次征西的主将兼管军政，如此即便于加强统一指挥，也便于调度辖区物资。可他的意见却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任翁和江璆都不例外，以为应由朝廷派遣大员坐镇指挥，统筹全局。
此事让赵昺十分烦恼，他的观点是出于作战需要，但是众臣的出发点则是国家制度。其实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能顺利收复西川，只是操作上有分歧，可赵昺也难以说服对方。而在大战即将开始之际，上层却无法形成统一，使他焦虑又无奈。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孔子删定《诗经》，保留先秦的一首民谣《北山》，不仅为后世所熟知，也是学者们借以佐证中国的政治“家天下”的传统。但是后世人们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却有另一番解读，也成为大宋士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对此句的误读是读书不求甚解之故。其实《北山》这首民谣所表达者，无关“家天下”与“财产权”，而是臣民在抱怨国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为什么惟独我这么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
且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赵宋立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更是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在这种制度下，领兵的将领往往要看监军的脸色形势，不仅被束缚住手脚，还会延误战机，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这种血的教训在宋朝屡见不鲜，以致出现童贯这个宦官领兵作战的奇事，北宋的灭亡与这种体制不无关系。
但是赵昺却无法驳倒众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战中正是因为吕氏兄弟的背叛才导致两淮失守，终于导致亡国。而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对吕文德的信任，没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镇两淮，才导致其在失去监察的情况下，欺上瞒下，不断做大，以致朝廷对其失去控制，导致了整个抗蒙战争的失败。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而重庆则扼住长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众臣们以为在夺取重庆后，领兵的将领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长江水道就可以阻挡平叛大军，向西则能占据四川，从而脱离朝廷，称王于川蜀。
当下意见相左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可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数万军兵整装待发。赵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但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战机，而妥协他又难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际，王德进来称应节严和刘黻两位知事请求觐见，说是编敕初稿已经完成，请陛下御览审核。
赵昺听了会心一笑，他知道俩老头儿也定是为此事而来，毕竟僵持下去会导致矛盾的激化，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书之名前来商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当然是有请了。可没想到的是，俩老头儿还真的带来一摞书稿，他此刻哪里有心思细读，便随口让他们讲解叙述。
两人相视一笑，似并不以此为杵，由刘黻先行解说，而赵昺只能如从前一般坐下听讲。其先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严格开始讲起，这就相当于本书的前言。本质上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国家的行政机构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都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不是地方自行产生的自治机构。
在帝王制度下，如何使一个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能有效地运行，从春秋战国起，便成为一个摆在中国思想家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中国监察制度的背景和起源，便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官僚制成型以后，如何调控这个庞大官僚机器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是偏重于伦理观念，强调以礼治国，通过礼仪制度来确定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
但这一套庞大的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如何运转，专靠礼仪制度那就显得不足了，它需要法令来统一国家各级官僚机构执行相应的政策，如何保证各级机构的官吏真正履行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法令，那就把监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决策系统。臣，作为官僚机构的运行者，代表行政系统。民，是代表广大受统治管理的民众。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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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3章 另有所指（）
敕是被赵作为以法治国的基础工作，但是由于蒙元入侵，典籍基本上散失殆尽，要想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征集旧典并加以整理。因此这项工作艰巨又繁重，他指令刘黻专门负责此事，至今已经历时近两年，但进度依然缓慢，现下也只完成总纲的草案。
按惯例草案修撰完毕，众臣商讨后定初稿，再行颁布广泛征集意见，最后再交由皇帝审阅后定稿颁行。可刘黻和应节严在这个时候就交由自己审阅，不是不行，但是赵总觉得透着古怪，就像非年非节的有人给你送礼一般。加上他以为两人是借机讨论征西之事，但他们绝口不提，又令他有些失望。
此刻刘黻说的又是老调重弹，讲到了国家的行政系统。君臣有了分工，而君如何管臣，臣的人数那么多，分布的面那么广，仅靠君王一个人是无法明察一切的，那就需要在官僚机构内部建立互相制衡的系统，而这个互相制衡的系统，相对于官僚行政系统就需要相对独立地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控系统，以便有效地调节行政官僚系统的运行，这就是监察系统。
可赵听着听着就觉得俩老头儿此时与自己讨论之事，好像醉翁之意又不在酒，似乎在给自己下套，但他一时也勘不破，只能耐着性子听。但终归心中有事，看着那尺把高的文卷，不知道要几时才能说的完，不免着急起来。
“儒家治吏，讲的是伦理，靠的官员自律，两位先生以为可对？”赵终于按捺不住，趁刘黻喝茶润嗓子的空当插嘴道。他知道有需求便有人来思考和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进而历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而儒家讲的是自律，他如此问自然也有对西征另遣重臣监督有不满之意。
“陛下所言不错，但世人非圣贤，皆有趋利之心，非是仅靠自律便可解决，因而便需要有法及有司来加以限制和监控。”应节严在旁不慌不忙地答道。
“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此与陛下常言的依法治国并不未杵。”刘黻也接着道，“儒法二家治国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亦是相辅相承。而从圣王的角度讲，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因时而异，侧重往往也只是一时的需要。”
“嗯，两位先生所言极是，继续吧！”两个老头儿两句话便将赵的话头给打断了，只能接着听，可被怼了回来，不无郁闷。但他也知此理也对，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此陛下想必也以知晓。”刘黻此时接着讲道。
“朕知道！”赵点点头，有些心不在焉地道。早在琼州，此节应节严和邓光荐都给他讲过，不过应节严侧重的是圣王之道，邓光荐则是君臣之道。
他知道这里人主便是指君王；啬夫，在古代是乡官的称谓，《管子君臣》把啬夫分为两类，吏啬夫和人啬夫，其云：“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在汉代啬夫也是乡官的名称，有的时候县令也称啬夫，秦代有县啬夫，总之啬夫是基层政权的官吏。
韩非子这里讲的是在啬夫管辖的区域内有失火的事件，啬夫要追究他失责的行为。失火以后，官吏自己去救火，那只是你一个人的个人行为，说明你做官还没有到位，为官的责任是组织民众一起去救火，他应该“操鞭使人役万夫”，调动所有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才算尽职。
其观点是君王的职责在于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而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的行为，亦不能去责怪百姓。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鞅的《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刘黻见皇帝点头，又接着讲道，同时抬头看向其。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赵知道其意在相询自己是否能听得懂，点点头道，又示意其可以继续。
他知道这一段话讲的道理，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驺与虞是养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