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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华夏-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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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忙了这几个月,呵呵。”曾国荃笑了起来,“只能以‘查无实据’回奏了。”

    听了曾国荃的回答,左宗棠心中大石落地,也笑了起来。

    “只要饷械充足,西征便无后顾之忧了。”左宗棠道,“而今马化龙已死,贼众失其酋首,正可一鼓而平之。”

    “功成之日,切莫忘了故人之情。”曾国荃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左宗棠当然明白曾国荃话里的意思,这一次朝廷派曾国荃来查他左宗棠西征军费的支出情况,曾国荃帮他挡了一道,这个人情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曾国荃说出的“故人”,并不仅仅是指他自己,还有他的哥哥曾国藩。

    此次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又一次交集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带领大军建功立业的机会。平定太平天国,他一直都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现在左宗棠也年事已高,须发已白,但却豪情万丈的决心在他这最后的一次人生大剧当中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便是左宗棠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涤公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发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涤公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其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一次交集,算是稍微感动了一下左宗棠。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有些想要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的意思。

    左宗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被曾国藩压了一头去,既然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他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已经故去的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还这样说:“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场面上公开是这样讲,但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却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却不想此奏一出,观者皆惊疑不已。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认为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结果使得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曾国藩随后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而曾国荃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一番话,显然是在提醒他,不要再弄出一回这样的乌龙出来。

    “曾公大恩,没齿不忘。”左宗棠笑道,也不知道他这一句“曾公”是指的是曾氏兄弟当中的哪一个。

    此时在屋外,徐占彪、孔德洪和刚刚赶来的宋庆,听着屋内不时传来阵阵的大笑声,都有些莫明其妙,但尽管他们面面相觑,但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进去,又不敢走,只能在那里无奈地候着。

    ※※※※※※※※※※※※※※※※※※※※※

    洪钧《使西日记》:

    “初十日,晴,辰刻过潮州。自天津开船,数日行四千六七百里。非轮船之神速,焉能如是?早饭罢,登眺舵楼,四望惊涛飞雪,泱漭际天。遥见渔舟十数,挂席出没洪波巨浪之间。计放大洋几三千里,至此始见有舟。”

    “十一日,阴。辰刻至香港。峰峦重叠如画图。入港,数十里楼屋参差,依山傍麓,较天津上海福州又别有景象也。午刻,驾小舟登岸一览。街衢整洁,市肆多华人。申正,开行。”

    “十二日,晴,暖,日正午,司船者三四人执千里镜窥日影,云自开船,十时计行七百三十有五里。是晚,明月如昼,碧海不波,倚栏远眺,飘飘然有凌云之感。”

    “十三日,暖。卯初即起,见海日初出,气象万千。午正,舟人又窥日影,鲲宇云自昨午至今,为时十二,计行一千二百有七里。距安南海口,仅一千一百八十里有奇。然自辰刻起,已见越南山岛绵亘于西面百里外矣。”

    “十四日,晴。未刻入港口。曲折东北行,两岸灌树丛杂,青翠无际。阔不过三四里,狭处止数丈。入如江南芦荻洲,又疑入武陵桃花源。行一百八十里,酉刻始泊舟。岸左新造洋楼数十座,法国水师提督驻兵三千,起造埠头公所已三年矣。兵房极各项屋宇,粗有规模。闽广人居此间贸易者,闻有五六万人。土人用汉文,郡县名与华同。此地为嘉定省新平府平阳县辖,土名吧雅州。王居东京,距此半月程。国之为省者三十有三,幅员不广,约中土一二省地耳。数年前与法兰西构兵,弗胜。议十年岁币,每年银钱四十万,计四百万,始罢兵。嗣议割三省与之,收租税以当岁币。地无他产,唯产米。华人贩运者,络绎不绝。居民仅以单衣蔽体之半。男子蓄发挽髻,多无须。女子赤足,无簪珥。所见莫辨雄雌。民居茅屋,寝坐皆以木,不施茵褥,不须布帛。云冬春无雨,四月后则风雨大作,屋瓦皆飞。故虽王宫亦极卑也。产薏苡,每石值洋一元。槟榔、椰树,一望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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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章 变食易服洪状元() 
“十五日早,在港粤人见船头龙旗,四方汇集,云贾此多年,久不见汉官威仪。闻使臣过境,求一见为快。旋登岸抚侨,法国水师提督亲迎,又领至中国城(华人居之,各货皆聚集如中土市廛,土人名为中国城云)游览,回舟约举所见闻者书之。是日驻舟。”

    “十六日,晴。寅刻开船,向正南行。午正,行三百里。飞鱼大者丈许,跃出水面以数百计,且有排列如队伍式,真奇观也。”

    “十七日,晴,热甚。向正南行,午正,计行九百里。二仆病不能起,今晨身故。舟例,客死则坠石投海中,名为海葬。余查其遗物,有书及遗金十两。余嘱管事亲为收管,待归国时送还,且厚加抚恤其亲族。”

    “十八日,卯刻向西行,辰刻至新嘉坡,巳初泊舟。计行六百八十四里。英国领事来迎,遂登岸游历,英国炮台在其麓,扼险而设,殊为雄壮。午间,作客舍洋楼,颇宏整。饮茶小憩。晚归。查新嘉坡古名息力,与麻六甲旧皆番部,属暹罗,今则咸称为新嘉坡。归舟,有顶帽补服来谒者,言此间较本乡易于谋生,故近年中土人有十余万之多,不惮险远也。”

    “二十四日,晴。午正行七百九十六里。申正泊舟锡兰。锡兰在南印度之东南,海中大岛也。嘉庆元年英人据有之。市肆楼宇之繁盛,皆泰西及中土人。是日舟行,极稳。过此以往,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鲲宇所赠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是日,余仆六人得脚气症,不治身亡。盖行船者最忌此症,浮肿至腿,则无救矣。鲲宇闻之,嘱余小心在意,言食不厌精者最易得此病,船上水手官弁多食咖喱牛肉及粗麦面包,即防此也。余然之。劝诸仆亦食之,无有听者,余无可奈何。”

    “初三日,晴。午正行九百二十一里。距亚丁八百余里,明午可泊舟也。卯初,过阿非利加三北界。日甫出,南面有大山如列屏,映日做赭色,童然无草木,约长四五十里。是晚,月广于眉。连日行西印度海(名小西洋),俾路支(古波斯地,即安息国)、阿剌伯(即汉书条支国)均在其北。”

    “初四日,晴,午初至亚丁。山在右面,亘数十里,若口门然,舟泊其中。山形突兀,怪石嶙峋,数十里皆不毛,内有火山数处,岸上有屋百十余所,皆英国兵房,屯煤以为海舶之用。自锡兰至此六千四百余里,非有此埠头,则煤与水不能继。故英人设兵于此,东西往来,必由之路,以供困乏,制甚善也。惟地无所产,需用牛羊、食物、煤炭皆自他处运来。是夜亥末开船。”

    “初七日,过苏伊士运河,至地中海。舟中多人热病,余仆又有十人身故,六人为脚气症,四人为坏血症,皆以不食船食故也。余甚悔从者之众。劝食船食,仍有不听者。入夜,闻嘈杂声,余惊起观之,乃余仆三人窃食水手所贮之米粉干,余甚怒,杖责之。命皆食船食,此后病者渐少。”

    1871年12月16日,正午,地中海。

    “威远”舰威风凛凛的大鼻子撞角艏在海上犁出两道碧浪,船上高高耸立的主桅上悬挂的红底金龙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在机舱内两台蒸汽机的驱动之下的“威远”舰在海面上高速疾驰,远望上去宛如滑行在海面上一般。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林义哲正坐在桌边远眺,洪钧远远的走了过来。

    “陶士兄今日的装束……”林义哲面带玩味之色的看着洪钧,他斟酌了下词语,最后却没有再说出一个字,而只是代之以微笑。

    坐在他对面的洪钧低头打量了下自己的衣着,也不由得哑然失笑——这位平日里总是一身拾掇得整整齐齐的长衫,偶尔还会带顶瓜皮小帽的状元公今天竟破天荒地换上了一身西洋装束。下身是黑色长裤、上身则穿了件白衬衫和黑色马夹。看上去和林义哲印象中的那个洪钧几乎是判若两人。

    不穿洋衣,不食洋食,这些洪钧当年给自己定下的规矩,现在已经在林义哲的“强力洗脑”作用下,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洋人的衣服,我看着倒也不坏,特命裁缝给做了几身。”洪钧笑道,“鲲宇看着觉得如何?”

    “不错不错。”林义哲笑道,“我原来还怕裁缝为洋食事不肯为陶士兄缝补衣服呢,想不到今儿个竟然肯给陶士兄做洋衣了。”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于人?不吃洋食,难道想病死抛尸大海不成?”洪钧一瞪眼睛,说道。

    “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此一时彼一时,人命关天,冥顽不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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