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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徐宁的做法，确实是为已经死气沉沉许久的朝堂带来了一丝不同的风气，许多原本有志改变风气的官员们在受到徐宁的影响之后，也纷纷开始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进行改革，开始加强工作的进度，当然，这么做也让处于高位的那些官员们很是不适应，毕竟下属的工作增加，这也间接导致他们的工作量开始增加，这自然令他们不满，但工作效率高是一件好事，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只能一边鼓励这些官员，说他们踏实肯干，另一方面则是聚在一起抱怨着徐宁的到来，是要累死他们这帮老骨头。
这样的变化宰相们自然也看在眼里，对于徐宁的所作所为，众人还是普遍比较欣赏的，尤其是几位四十岁左右比较年轻的宰相，他们还没有年老体衰，正是为官的最佳时期，对于徐宁如此热忱的工作，他们自然认可，同时朝堂上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也知道，这样的变化只会持续一小会儿而已。
毕竟那些老官员才是这个朝廷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若是不动起来，很快这股风浪就会终结，最终只有工部那边还会继续这么干而已，果然，两个月之后，各个部门就纷纷哑火，又恢复到原本行事拖沓的状态，从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官场文化已然是深入骨髓，官大一级压死人，绝对不是说说而已的。
长官不愿意多做事，底下的人若是总是麻烦长官，自然会感受到来自上官的压力，在中国的官场之下，面对压力，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妥协的，毕竟长官拥有你的生死大权，如果你的表现让长官不满意，那么他很有可能让你去荒郊僻壤去担任一名基层的公务员，这样一来，哪怕你有再大的本事，但没有一个环境让你施展才华，你这一辈子，也就彻底完了。
就像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你必须要给他电脑他才能够驰骋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你让一名学会计的大学生去偏远山村，帮助当地人种地，这显然是一种折磨，只会蹉跎掉一位国家未来的可塑之才，也正是因为长官拥有对下官绝对的指挥权力，所以当上官表露出不想要继续这么加班下去之后，很多人也只能停下。
虽然他们的心中十分的不甘心，但面对现实，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忍耐，想着只要过了这一段时间，等自己未来当上这个位置之后，整个社会必然会改变的，但事实恐怕也不会如此，有多少贪官刚刚进入官场的时候，是立志当一名清官，为民请命的？
明朝时期的大奸臣严嵩，在他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也曾经为百姓而得罪自己的长官，但最后，严嵩却成为了嘉靖皇帝一朝中最为奸诈的大臣，左右朝政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为整个大明王朝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一名立志当清官的年轻人，到最后却成为了一名贪官，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相反的，倒是那些从小立志当一名好官，最后也以一名好官善终的人则是少之又少。
人们总是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迷失自己，尤其是这官场，权利场总是有太多的诱惑，一不小心人们就会深入其中不可自拔，最后将自己的良知全部吞没，把个人的利益凌驾在集体的利益之上，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能够忍受的那是真正的君子，但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而已。
如今他们的长官在年少时又何曾不想改变国家，但等他们当到这个位置之后，才知道事情又哪里是这么简单，初生牛犊不畏虎，越长大却越会对未来担忧，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胆子变小了，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多了，便也知晓有些事情是不能那么粗暴的去做决定。
人总是无知才能无畏，当你知道的越多，所需要顾忌的东西自然也就越多，就像徐宁的改革一样，他能够如此迅速的将改革推动下去，是因为他根本不害怕得罪人，但对于其他官员来说，他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很多，今天是你势力大，别人无法反抗你，可若是等哪一天你失势了呢？到时候你得罪这么多的人，又该怎么办？
就像明朝的张居正一样，活着的时候大权独揽，犹如皇帝一般，在明朝这个没有宰相的国度简直是政坛上的奇迹，通过强力手段进行改革，从而让明朝中兴，相当大程度的为明朝续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其中还包括年幼的万历皇帝，最终导致这位明朝的名臣，最后甚至连坟墓都被皇帝命人给拆了，所有的爵位和家人的荣誉都被剥夺，自己的孩子要么死在刑场上，要么被分配到边疆去，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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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这些官员，徐清的心中也很明白，他们之中未来真正能够成为栋梁之才的，恐怕还是少数，而如何把这些少数拉扯出来才是最为关键的，所以通过这件事，也让几位宰相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几位有些与众不同的人才，也纷纷送上了橄榄枝，当然，以他们的级别，即便是送橄榄枝，也不会十分的粗暴，往往是既让你能感受到，又不会触碰到如今的权利阶层，从而让你能够在稳步中上升，既不会太过，也不会太慢。
至于徐宁这一边，则依旧如同原本的状态在快速运转着，整个工部衙门，也变成了除三司之外最忙的衙门，之所以排在三司后面，是因为赵思銭担任宰相主管金融之后，为了完成徐清交代的任务，可以说也是全力以赴，再加上赵思銭自己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以及宋朝的经济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故而若是论忙，始终还是赵思銭的部门相对更加忙一些。
在此之前，其实宋朝的税收是十分清楚的，税收大宗来自于农民，有的时候按照人头税，有的时候则按照土地来收税，除了土地税收之外，就是城市中的商业行为，这一部分的税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十分的稀少，毕竟即便是号称商业发达的宋朝，始终也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税自然是国家之重，更何况国家缺乏相应的监管渠道，所以想要从商人的口袋里抽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君不见即便是现代，许多商业公司也往往能够想出无数种办法来逃税，避税，更遑论是在古代，查税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再然后就是茶叶，盐铁的专卖税，这部分的税收在刚刚开国的时候十分丰厚，但随着朝廷机构越来越臃肿，其中的贪污和舞弊也是越来越严重，导致宋朝的盐铁生意不停的在扩大，但上缴到朝廷的钱却是越来越少，可以说到仁宗朝的时候已然是忽略不计了。
以上几种税大致就是宋朝政府每年的税收主要来源，三司使主要负责管辖的也就是这些税，相对于现代来说，无疑要简单很多，主要就是农业税，其他的税收，只是辅助而已，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商业税和工业税成为了主流，这其中想要收税就实在是太难了，商品税尚且还好，只要把控住生产源头就可以了。
每生产一件商品就计一次税，相对来说比较好统计，但个人所得税，工业水，公司税收就实在是太麻烦了，在古代，有一百种以上的税就能号称是苛捐杂税了，但放到现代，一百种税，绝对是轻徭薄赋的典型，以现代中国来说，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税种就超过一百种以上，至于整个国家的税种，更是不可以数字计，保守估计都在一千种左右，用来专门针对各个行业，比如燃油税，工业燃油税，汽车税，奢侈品税，个人所得税，商品税等等等等。
德国的一位贤哲曾经说过，人这一辈子唯一离不开的就是死亡与纳税，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无疑是一个事实，纳税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谓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放到古代，这一个国家若是有上千种税，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而如今的宋朝就处于转型的时候，机构依旧是原来的机构，但主要纳税的人已经发生改变，由农民和地主变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以及市民，这种转变速度是十分迅速的，而机构的改变速度却十分的缓慢。
同时符合现代财务税收制度的人才十分的缺乏，经济已经在高速发展，但税收制度却依旧停留在原地，毕竟就像法律一样，唯有当一个人先做出了一件人们所不容忍的事情之后，人们才会去制定法律，然后约束这样的行为，税收也是如此，你得先有从事这项行为，同时盈利的人，才会去向他们收税，这其中就需要时间。
而社会的进步如此迅速，导致这十几年的时间，出现了上万个行业进入盈利模式，从而税收的制定也就变得十分复杂，同时相比起农民的纳税来说，商业税要想调查清楚实在是十分困难，现代有如此专业的税务审查制度尚且有漏网之鱼，更何况是古代社会，所以逃税漏税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即便朝廷严打，也很难遏制。
赵思銭担任三司使，掌管天下税收，宋朝的钱袋子，徐清给他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税收制度，以保证宋朝的税收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谓比较高的水平，就是全国产生的财富中，要有百分之六进入朝廷的口袋才行。
放到现代，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但在如今的宋朝，这个比例想要完成，是有着很大难度的，因为税收制度实在是太难制定，想要监管每一笔交易背后的数字，也十分的困难，以宋朝如今贸易的巨大，宋朝的审计机构起码需要三十万人左右的从业人员，而实际上宋朝如今专门查税有没有上缴符合标准的人不过才两万多人而已，且他们的知识还十分的欠缺，与现代专业的查税人员，有着很大的差距。
以两万人去做三十万人的工作，可想而知他们的压力有多大，而如今宋朝的税收地方加上全国，甚至连国家一年创造财富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一项数据正是三司使自己调查出来的，他们虽然很难去收税，但是做一个基本的调查还是可以的，毕竟只要看看新的建筑物，然后评估一下各地的平均工资，以及农业上的创收，大致上就能评估出一个比较模糊的数字，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大体上不会差太多。
而这一年，也就是乾元三年，公园一零六四年，宋朝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四千七百亿贯，最高不会超过五千四百亿贯，这就是宋朝这一年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同时在这一年，宋朝的地方收入加上全国收入，才堪堪突破一百六十亿贯，其中中央一百二十亿，地方四十亿，大概占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左右。
这一点几乎是所有工业国家初期的状态，十九世纪中后期，普法战争爆发，最终普鲁士击败法兰西王国，要求法兰西王国赔偿五十亿法郎，按照当时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两亿法郎左右，这样一来，法国起码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还清赔偿，这还得法国政府不吃不喝才能做到，若是还要维持政府的运转，起码六十年的时间，才能赔清这笔钱。
普鲁士首相脾斯麦显然是希望通过这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垮法兰西从而长期占领法国，完成自己欧陆霸主的夙愿，但却没想到，法国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很快聚集了超过三百五十亿法郎的资产，足足可以赔偿德国七次战争费用，从而让普鲁士不得不撤离法兰西的领土。
从中就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工业化已经进行了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各项制度早已经完备，但政府的收入却始终是远远低于民间收入的，这不是说政府不想收这个钱，而是实在收不了，这些资本家会用各种方法来偷税漏税，你想要去查出这些税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金融税，也就是银行税，更是困难重重，这可是发展一百年后的法兰西，而如今宋朝的发展才不过短短二十年而已，想要查清这些税收，可想工作压力要有多大。
这无疑距离百分之六这个水平还有这着十分巨大的差距，而想要弥补这个差距，就需要赵思銭去奋斗，尤其是跟那些跨国企业之间去斗争，可谓是每一桩都十分的惊险刺激，甚至还有许多税收人员在查税的时候被对方所威胁，甚至面临牢狱之灾的都不少，这些情况都让赵思銭必须要让整个部门始终绷紧心弦，也使得三司衙门成为了头发最少的部门，几乎每天上班时间在二十四小时，大部分三司使衙门的家人一天到晚是见不到自己亲人的，他们不是在查案，就是在赶赴前线，可谓是十分的辛苦，与之相比，工部这边还是要稍微好一些。
毕竟工部这里许多工作都可以外包出去，所需要做的就是审批和给钱而已，不像三司衙门，查税这事也不可能交给别人去做，只能够自己来做，人才又只有这么少，还要跟这么多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