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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李定国赶紧捅了捅郝永忠，那意思是皇帝当藩王时就指挥军队，这事最好还是少说为妙。郝永忠这才醒悟过来，尴尬地咳嗽了两声道：“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解将军，请下令！”
解胜微微颔首，严肃地道：“行刑！”
一声令下，二十多颗人头纷纷落地，在场官军无不悚惧。自此以后，再无人敢违犯军令，工事的修筑速度大为加快，这些“解甲军”的骄娇二气也被洗荡一空。
除了整顿三大营的军事编制之外，如何处理三大营官军所属的军田，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大问题。三大营在册军户二十多万户，每户平均**亩田，合计近二百万亩，且都在京师附近，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资源。
按照军户制最初的规定，军田是不需要向户部缴纳田赋的。与之对应，户部也不给军队拨军粮，只发少量的饷银，军队的口粮要自给自足。
可是到了如今，军户制已经违背了设计时的初衷，好的作用一点没保留下来，弊端却愈发严重。监军太监和高级将领仗着手中的权力，大量兼并普通士兵的土地，造成很多军户失去田产，根本无法供养士兵。但是士兵没有粮吃，肯定是不能打仗的，所以朝廷无奈之下，只得从国库拨粮给官军。最后是既收不上来田赋，又得出粮饷，两头落不着，只便宜了那些手握大权者。
所以，对军户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966章 无定变永定（）
对三大营军田的改革，是从处理“军中官田”入手的。
在军户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三大营的军田还基本上算是平均分配的。可是二百多年下来，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和军户的不断流失，已经出现了几十万亩军中的“官田”。名义上，这些田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军户，而是归朝廷所有；可实际上，谁是监军太监，“官田”收成就归谁支配。京师地区虽然并非传统产粮区，但几十万亩地，每年至少也能收几万石粮食，折银就是十几万两。
过去不管是王朝奉还是其他监军太监，这笔巨额收入向来都是中饱私囊，从来都没分给过三大营官军一个铜板。现在王朝奉做为逆案钦犯已经伏法，太监制度也不复存在，这几十万亩“官田”顿时“无主”。
除“官田”之外，还有一些党附魏忠贤的高级将领被籍没所有家产。他们都是世袭武将，一二百年积累下来，每人都坐拥几万亩良田，与“官田”合计，竟达八十多万亩，几乎占到了京营军田的一半。
按照户部的意思，这些田产应该正式收归朝廷所有，然后朝廷再给百姓，照常缴纳田赋。朱由检却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很清楚，普通老百姓不地就不错了，哪有闲钱买地？如果真这么干，这些土地只能给大地主。而这些人有的是办法少交或不交田赋，因此土地越集中，国家能收上来的田赋就越少。在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朱由检是绝不会主动加剧土地集中的。
所以，他就以“京营军田不宜裁减，恐军心动摇”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八十万亩地仍留在军中，并依其用途划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安置田”，即所有并入三大营的秦兵，每人赐田一亩。这一措施可谓极大地鼓舞了原秦兵的士气，因为在理论上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把家安在京师，就可以把家眷从陕西接到京师来住。京师的地理位置当然比陕西要优越得多，谁不想有个“北京户口”？秦兵为国家浴血奋战，如今得到皇帝这样一份优厚的“大礼”，自是感觉汗水和鲜血没有白流，对皇帝和国家更为忠诚。
第二种是“军功田”。从改编之后开始，不论是过去的秦兵，还是经过比武大会筛选而留下来的官军，只要在训练和战斗中表现卓异，立下军功，便有资格获得田产奖励。三等功奖励三分，二等功奖励一亩，一等功奖励五亩，特殊功勋从优叙议。
这一招又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官军的积极性。其实过去立下军功也有赏赐，不过都是现银，没几天就吃酒耍钱挥霍光了。现在赏赐田产，这可是能祖辈相传的，也更受到官军欢迎。自从公布这条规定后，三大营上上下下无不洋溢着一种期待打仗、渴望立功的情绪，一些原本害怕严格训练的官军，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
第三种还是“官田”，在八十万亩土地中仍占大头。这部分田产不属于任何军户，说白了就是由朱由检直接调配。
过去“官田”都是监军太监强迫官军为他耕种的，现在朱由检又照搬在秦王庄时的成功经验，出钱雇佣军户的家属耕种。有偿劳动和干了白干，积极性当然大不一样，现在这几十万亩地已经按照朱由检的要求，全部种上了红薯，长势喜人。如果秋季正常收获，还可续种一茬马铃薯。
按照去年试种的经验，红薯的亩产约为八百斤，马铃薯的亩产约为七百斤。虽然这个产量比前世动辄几千斤的亩产差得还远，但比起过去种植小麦，每亩一二百斤的产量，已经算得上是超级丰产了。如果真能顺利收获，这两季收成就有八百多万石，不但军粮彻底无忧，还可以投入到京师粮食市场，把粮价一举打压下来！
至于那六万多“解甲军”，朱由检并没有让他们直接去干农活。除了修筑防御工事以外，他主要是让这些人修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
京师附近有五条大的河流，分别为无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温榆河和泃河，其中以无定河水量最大。由于朝廷财力不足，已经几十年没有治理过河工，这几条河流多次泛滥，尤其是无定河，因为上游桑干河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河水含沙量大，河道淤塞严重，被老百姓戏称为“小黄河”。
而朱由检一是有在泾阳修水渠灌溉农田的经验，二是得到了徐光启献上的《农政全书》手稿后认真研读，对徐光启的“农政重于农技”、“水利先行”等观点极为认可。所以他先命“解甲军”集中治理无定河，除了清淤、筑坝等常规措施以外，还大力开凿引水渠，并在低洼之处蓄起几座小湖。有了水渠和小湖的分流，无定河水水位大幅下降，通行洪水的能力大为加强。
其时京师百姓深受无定河之害，朱由检借着整顿三大营，把这一害也给治理了，自是深得民心，就连常与他对着干的东林系大臣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阁臣钱龙锡还赋诗一首，称颂朱由检治水的功德，其词如下：
寿宫福地开嵯峨，高秋风日回熙和。羽骑初旋大峪岭，銮舆载指桑干河。
桑干之水何湍激，触石萦岸迸沙碛。浊涨沮洳九百里，惊涛喷薄三千尺。
下濑骤如风雨声，廻波忽变烟霞色。重瞳一顾三叹息，何物汹涌如斯夫。
吾观此水仅衣带，犹然衍溢为民害。况复黄河天上来，百折狂澜趋渤澥。
异时平陆翻洪波，泛滥不止如人何。美玉长茭愁不属，金钱岁费何其多。
微臣稽首颂吾皇，儆予咨尔符陶唐。欲笑秦王称得水，还轻汉武筑宣房。
真主一言雷霆疾，群吏百神胥受职。坐令陆海俱安澜，还见蒿莱成黍稷。川轮岳贡亿万年，休气荣光常四塞！
朱由检览诗龙颜大悦。钱龙锡又趁机奏道：“无定河本名桑干河，因其泛滥不定，故得‘无定’之名。今圣主治世，不惟河水，天下亦将大定，再以‘无定’为名，便有不恭之感。不如陛下为此河重新赐名。”
朱由检灵机一动笑道：“过去是‘无定’，现在定下来了，希望它以后也不要再泛滥，永远安定。京师不是有永定门么？干脆就改名叫‘永定河’！”
第967章 国债难销（）
对三大营的整编初见成效。几个月下来，披甲将士的战斗力有显着增强，“解甲军”也通过艰辛的劳动严肃了军纪，锤炼了意志，军田在有效的灌溉下长势良好。对将士和家属个人而言，收入也比过去增加了，所以在银行开办之时，才能一次性存入五十万两。有了这五十万两垫底，再加上京师百姓踊跃存款，大明银行的储蓄业务算是开了个好头。
在贷款方面，同样进展顺利。由于大明银行的贷款利率明显比民间银号要低，商人逐利，想从银行贷款的人自然很多。不过按照银行规定，想贷款就必须比贷款额更高的抵押物，这一点让不少人知难而退，一些大商人则习惯了商业信用，觉得出物抵押未免栽了面子，因此宁肯不贷。
但是朱存棋的五洲商社和李自诚的陕西商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朱存棋自不待言，李自诚早在几年以前，就知道朱由检借钱是必要抵押的。两大商会组织趁着其他商帮还在犹豫观望，很快与大明银行达成协议，以现有店铺做抵押，各贷出白银二十万两，并利用这一大笔流动资金迅速扩张，或是采购大宗货物，对各大商帮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不过受到直接冲击的，自然是那些民间银号。与大明银行相比，他们资金再雄厚，毕竟不可能有国家在背后担保，而且人手和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去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再加上贷款利率偏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全面处于下风。
但是民间银号也有两个大明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有稳定的老客户，多少年合作下来互相信任，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就是民间银号不需要抵押物，纯看商业信用。所以虽然感受到了大明银行的强大压力，民间银号还多在观望，并不打算马上在经营上做出什么改变。
朱由检倒也没有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去挤压民间银号的生存空间。虽然大明银行和民间银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竞争对手，但各自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不尽相同，完全可以并存。
朱由检也并不是想消灭民间银号，相反，他希望民办商业更加繁荣。即使是他一手创办的五洲商社，以后条件成熟时，他也打算将其拆分、私有化，用良性竞争保持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只有那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才会始终保持国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与存贷款业务相比，国债的发行却非常不顺。朱由检给国债的设定了一千两银子的门槛，他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要那些官宦富商来。因为在几年之内，他要大把大把地花钱，存款业务因为随时可取，就不能保证资金的稳定。而缙绅阶层有的是闲钱，让他们三年期的国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可是尽管朱由检将国债利率设得不低，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情况却是惨不忍睹。与存款柜台相比，国债的柜台简直是门可罗雀，一连几天，每天只能出几千两。户部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一千万两国债要怎么花，现在却只能大眼瞪小眼。
朱由检也感到很郁闷，不过细一思索，再联想到自己推出大明银行时，满朝大臣激烈反对的情景，心里也就明白了大半。其实说来也简单，士大夫阶层和地主、富商基本上是穿一条裤子，大明银行动了地主商人的奶酪，肯定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抵制。老百姓和官军存款，他们管不了；但国债就是面向他们的，他们当然可以用不买的方式来表达对皇帝的抗议。
事到如今，朱由检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毕竟这是国债，不是抄家，他也不能强迫任何人一定要。无奈之下，他只得召集在京重臣，希望他们能做个表率，或多或少买些国债，以此带动下面的官员缙绅。
可是尽管朱由检说得口干舌燥，却没有多少大臣响应。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等几位老臣倒是以大局为重，愿意支持皇帝，但他们家财不多，最多买三千两，再多的银子也就拿不出来了。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新晋官员，虽然能理解朱由检的苦衷，但他们为官时间不长，官又低，根本就没多少钱。这三位青年才俊一共才凑了一千两，以黄宗羲的名义买了一份。
至于其他官员，则找出种种借口来搪塞。要么说自己俸禄不高，家里人口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说刚刚在原籍田产房舍，现在还欠着别人的钱；要么就干脆说怕朝廷届时难以付清本息，与其三年后增加朝廷的负担，还不如直接不买。简直把朱由检气得手脚冰凉，可自己有言在先，与否完全自愿，他还真不能把这些人如何如之何。
相比之下，还是英国公张惟贤忠君爱国，二话不说就了国债十万两。他还要把名下的田产变了买国债，朱由检赶紧劝阻道：“张爱卿这就不必了，量力而行即可。”
张惟贤却不像朱由检那么能忍耐，这老爷子当着众人的面就发了火，怒斥众人身为朝廷命官，却不肯为皇帝分忧。他还直接点了定国公徐允祯与成国公朱纯臣的名，让这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