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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书写者把“拙笔”作为署名的意图却十分明显，因为它出现过两次，而且都出现在扇面诗之后。两首扇面诗的位置正好处在整个诗文的最下方，很像是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书写者把名字放在这里，完全符合一般的行文规律。但是，两处落款的内容却不太一样，一处写着“拙笔学书”，另一处写着“学题拙笔”。“学书”和“学题”有什么不同呢？从对应的内容来看，大概存在这样的差别：“学书”是引用前人的话，“学题”是自己的原创。但无论是“学书”还是“学题”，“拙笔”这两个字都是书写者自己对自己的称呼，这点毫无疑问。因而，我们也只能把“拙笔”作为书写者的签名看待。
可是，这个署名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除非有其它的线索加以补充，否则又是一个无头公案。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可供参考呢？还真有一个，但这个线索不是文字，而是图画。如果我们把目光顺着扇面诗往下走，就会发现在它的右下角画着一株兰花草，线条简洁明快，形象生动逼真。从这株兰花所处的位置来看，它倒更像是书写者的签名，因为它处在整个画面的最下方，在它的后面再没有任何内容了（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110章 、《红楼梦》创作地点和创作时间之谜（7）（）
如果说兰花是对“拙笔”的进一步的阐释或补充的话，那么书写者的真实身份就应该隐藏在这株略显孤单的兰花当中。兰花所包含的信息，显然要比“拙笔”丰富得多，想象的空间也大得多。它可以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也可以是一个人品质的代表，就像《红楼梦》中的女子以花名作为自己的标签的做法一样。她们把自己的象征意义隐含在了这些美丽的植物身上，让这些花变成了“解语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兰花的寓意是什么？不用我说大家都很清楚，是“君子”的象征。但这个“君子”可不是一般的君子，他具有“花袭人”的身份。花袭人的判词是这样写的：“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这句话说明，桂花和兰花是“袭人”的象征，也是皇嗣的代称。为什么要用桂花和兰花隐喻袭人呢？这是因为桂花隐“贵子”，兰花隐君子”，前者代表“木石前盟”，后者代表“金玉良缘”，所以在“袭人”身上，具有金和玉的双种属性。那么这个兰花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呢？从题壁诗文的主题和中心思想来看，它肯定具有这样的性质。
兰花的象征意义我们再熟悉不过，它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是高洁、典雅、纯情和忠贞不渝的象征。在四君子梅、兰、竹、菊中，和梅的孤绝、菊的风霜、竹的气节不同，兰花具有含蓄内敛、纯正清幽的气质，具有王者的风范。书写者在这里以兰花自比，其言外之意尽在不言之中。
兰花与“菱花镜”上下呼应，形成了“菱花镜”——“以礼相交”——“早立子”——“困龙”——“兰花”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书写者身份在这个关系链中也不言自明。我们看到，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的两端，一个是菱花，一个是兰花，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花袭人”，就是《红楼梦》的主人公。应该说，这是书写者经过精心策划后埋下的伏笔，他相信，只要人们看懂了这张内在逻辑很强的画图，自然就能揭开其中的秘密，让“拙笔”的真相浮出水面。
在《红楼梦》中，具有兰花性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宝玉，一个是李纨。宝玉体现在袭人身上，李纨体现在贾兰身上。虽然他们都是兰花，但两个兰花的性质截然不同。宝玉是真兰，李纨是假兰，二者的区别有以下两点：第一，宝玉有“珠”有“情”，这个“珠”是花珍珠袭人，这个“情”是绛珠黛玉。而李纨的夫君贾珠早已亡故，可以说她是“珠”死“情”亡，她的生活犹如“槁木死灰”一般，唯一的希望就是贾兰（假兰）了。要知道，“珠”和“情”是“君子”的唯一标志，北静王手中的“鹡鸰香念珠”，就是“珠”和“情”的象征。第二，宝玉的年纪在十三岁左右，正是元春的年龄，而李纨已是二十多岁，与元春毫不沾边。正是基于这两点，《晚韶华》的曲子说她是“镜里恩情”，“梦里功名”，一切都是虚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个象征皇权的“金印”实实在在的挂在了她的脖子上，让她最终成为了一代君王。而真正的“花袭人”却遭遇了被废的厄运，成了一枝枯兰。所谓“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这句话是对真嗣子半途而废的揭露，也是对李纨“花袭人”身分的强烈质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题壁诗文中的主人公和书写者是同一个人，这与《红楼梦》的主人公和作者是同一个人完全一样，体现的是“观音自念观音经，求人不如求己”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如此，题壁诗文的书写者与《红楼梦》的作者也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早立子”，都是“困龙”。“困龙也有上天时”，直接表达了他与“菱花镜”“破镜重圆”的心愿。因此，这株兰花同时又有了另一种寓意，就是“合”。书写者把它放在扇面诗之后，目的就是想说明，“两合”到“两散”并不是最终得结果，最终的结果应该依然是“合”。如果第三个“合”能出现的话，说明主人公“问世传奇”的目的已经得以实现，花袭人“有始有终”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作者“昭雪”的愿望也如愿以偿。对书写者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更值得期待的了。
在《红楼梦》中，作者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意愿，晴雯撕扇的情节，就是这个愿望的直接反映。晴雯即情文，是这部作品的象征，她在宝玉面前撕掉的正好是两把扇子。作者以此表明，“两散”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这一回的题目叫“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撕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伏白首双星”，而“白首双星”就是“合”的意思。谁跟谁合呢？当然是宝玉和史湘云之合，也就是主人公与历史之合，因为史湘云是“史”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湘云在宝玉心目中，与宝钗和黛玉具有同等地位，同等作用的原因。
“麒麟”代表什么？它既代表主人公，也代表这部还原历史真相的作品，因为主人公本身是一位麟子，他的作品是他的后代，同样是一位麟子。这个麟子被史湘云在草丛中捡到，说明这部作品一“落草”，便与“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便深深的打上了“史”的烙印。所谓“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里面隐含“流芳百世”的意思。“史”和“情文”是一回事，都指的是《红楼梦》，所谓“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说的就是只有《红楼梦》才能完成主人公从“散”到“合”的心愿，才能实现其问世传奇，流芳百世的愿望。（未完、待续）
（本章完）
第111章 、《红楼梦》创作地点和创作时间之谜（8）（）
很显然，作者不愿再次遭遇“散”的命运，因为这个“散”意味着与历史的离散，与真事的离散，与自己梦想的离散。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没有比这个结果更令他伤心，更令他失望，更令他气馁的了。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和题壁诗文中都强烈的表达了“合”的愿望，表达了对未来充满期待。那株孤独绽放的兰花，不仅是其身份的象征，也是其这一愿望的体现。它所期待的“合”，即与画面中心的“菱花镜”之合，与六角形图案中的“早立子”和“龙”之合，当然也期待与《红楼梦》之合。
书写者以“拙”自称，体现的正是大智若愚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红楼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我们不仅在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身上可以看到，在宝钗身上也能看到。作者对宝钗性格的描述，特别强调了其“愚”和“拙”的一面，他说：
（宝钗）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儿，蜜合色绵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盘，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所谓“藏愚”“守拙”，就是大智若愚的意思。宝玉对宝钗的戏，与宝玉对黛玉的戏遥相呼应，二者所体现的都是宝玉持镜自照的寓意。也就是说，宝玉眼中的宝钗和黛玉，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形象，所不同的是，一个是金，一个是玉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愚”“守拙”表面上看说的是宝钗，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形容。
由此可见，题壁诗文中的“拙笔”与《红楼梦》中的“藏愚”“守拙”意思一样，都体现了作者以“拙”示人的意图，都表现了这部作品“藏而不露”的创作策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壁诗文的书写者和《红楼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十四阿哥胤祯。
7、从时间上看
题壁诗文除了有署名以外，还有书写上去的具体时间，它出现在第一首扇形诗的落款处，原文是这样写的：“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偶录于抗风轩之南几。拙笔学书”。“丙寅清和月下旬”就是书写者书写上去的具体时间了。“清和月下旬”不难理解，指的是农历的四月下旬，但“岁在丙寅”就不好确定了，它究竟知道是哪一年呢？要知道，自乾隆以来有三个丙寅年，它们是：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十一年（1806）、同治五年（1866）。它应该是哪一年呢？有学者认为，“丙寅”指的应该是嘉庆十一年，理由是39号院原来是一个名叫“健锐营”的兵营，始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在此之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可能是乾隆十一年。
然而，问题是只有乾隆十一年才能与《红楼梦》对得上号，其它时间都与它毫不相干。前面说过，目前发现的《红楼梦》最早抄本是甲戌本，“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如果说这本书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以甲戌年为完成年来推算的话，它的创作时间就应该是始于1745年前后，这个时间正好与乾隆十一年（1746年）相吻合。问题是，在乾隆十一年的时候39号院是否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个吻合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巧合，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笔者认为，从39号院曾经是“建锐营“的历史来看，兵营与带兵打仗的十四阿哥胤祯之间肯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想想看，他要以结社的方式创作一部涉及皇家敏感话题的真实历史，选择哪个地方最稳妥、最安全呢？当然是兵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原因很简单，这里有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有和他出生入死的同僚，还有与他意气相投的皇室成员。只有在这里结社，他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才可能一呆就是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只有兵营才具备抗拒政治风暴的能力和条件，只有兵营才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只有兵营才能营造一方自由的天地。如果选择其它地方，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
当然，由于笔者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对39号院存在的时间做出具体的判断，也只能从情理上加以推论。假设笔者前面阐释的所有观点都能成立的话，那么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也只有一个选项，就是乾隆十一年。这个时间把《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划定在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范围，这就是1745年到1754年之间。这个范围与红学界之前认定的范围高度一致，这也恰恰说明了，“丙寅”为乾隆十一年的可能性比较大。
题壁诗文就像一个时间隧道，把我们带回到了1746年那个风和日丽的春夏之交。可以想象，当时的39号院可谓热闹非凡，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聚集在这里，他们边策划、边切磋、边研讨、边写作，紧张而又怡然自得，忙碌而又超然洒脱。张宜泉的“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正是这一创作生活的真实反映。
39号院实际上就是“不受尘埃半点侵”的世外桃源，是超凡脱俗的“藕香榭”，是生产精神食粮的“稻香村”。有着“霜晓寒姿”的“稻香老农”，就是隐居在这里的主人公胤祯。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精神，与他的创作团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这里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用了十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