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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炎武：《中随笔》卷二上。
1《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则田地虽多“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每见贫皂村氓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2。
江南农民占有的土地虽然明显少于北方但是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是曾经占有一定量土地的。对于明初授田的具体情况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从明初对于农民垦荒及田主不准抛荒的种种政策来看当时无论南北农民大都有田而且有些数字还相当惊人。例如著名的狭乡徽州就曾有过明初各授田三十六亩的记录。3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大批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所以尽管南北各地有着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农民生活差异但是从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终年劳作而所得甚少。即使是素称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1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展农村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地主尤其是身份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矛盾也就日渐激化。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那些反抗田主或者反抗官府征敛的民变和农民起义明显增多。如万历间黄梅的刘汝国即起于入富户蔡氏家中“抢掠”。又有太湖应采者亦起于以饥民为主体专门抢劫富室之民变。崇祯间苏州一带“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2南洋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至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加二、加三不止。”也是租佃矛盾的集中体现。3当然当时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出于势豪之家的侵夺而就明代的特殊情况其中更有相当多是出于下层农民的投献。农民因为不堪徭赋将自己田产献于当地势豪大户这些献田的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了大户的家奴在当时也称作家人或者世仆。如明人所记：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4使用家奴在当时南北各地都有。当时的北方一般是主人家出资雇募而南方则多为小民自动投充。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2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3参见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卷上《汪·竦川》。
1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2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3陈鸿：《莆变小乘》转引自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附录第226页。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是视而已。1这大约应该是有明万历、天启间达到了高峰。农民将自己的田地与自己本人一起“投献”到缙绅之家目的本是为了求得保护既摆脱国家徭赋的征索又取得主人的声势。其中当然确有一些因此而达起来的例子甚至有些世仆子弟读书有成取得功名但却无法摆脱奴仆的身份。如《复社纪略》中所述延陵世睿家僮张嶤的事件：“延陵世睿有家僮张嶤者能文章少受业于越自新两张（张采、张溥）收之为弟子主人不之许使之供隶役职抄誊。嶤耻之避之南张（张采）所。延陵拘其父母南张为请甚力事虽解而使供役如初故。嶤不能堪举家徙之武陵。吴来之处之客席。未几两张使之入泮吴江延陵控之当事求正叛之罪卒不胜。久之两张嘱州守周仲涟携来之手书造延陵进赎金为嶤削隶籍。”其后便引了6文声以此为由对复社的讦奏之事。主人对于奴仆的压迫必然激化主奴之间的矛盾因此到崇祯以后不断生“奴变”也就是势在难免了。晚明因奴仆而引的事变最著名者当是“民抄董宦”的事件。不过“民抄董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变”真正意义上的“奴变”应当是指那些奴仆的反抗斗争。如崇祯十四年（1641）松江府奴仆陈丑的暴乱以及十七年浦东等地奴仆起事焚杀主人的事变等。其中除去为生活所迫入主人家中抢夺财物者外更多的则是奴仆们的索契斗争即所谓：“逆奴群聚向主人索鬻身文契有不与者即焚其庐。”1同年嘉定华氏拷掠家奴激起奴变“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2。待到张献忠破麻城时大批奴仆起而响应则更将这场阶级斗争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之中。
1孙之：《二申野录》卷八“四月条注”转引自谢国桢：《明季奴变考》。1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2王季重：《祁忠敏公年谱》。
第五节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一般来说城镇的阶级构成较之农村要复杂一些。它不像农村那样可以用地主与农民的简单对立来概括。城镇的阶级构成由于阶层、行业以及城镇的不同类型而不尽相同。
明代城镇的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
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
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在元末经战乱而城毁“只编篱寨而已”。到明永乐迁都北京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了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成化、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曾说：“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1。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6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2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展的特征。
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展而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在明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方城镇主要都是各地的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地。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像南、北两京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中先要包括皇室贵族和官僚由他们构成了封建统治的主体他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o八《京畿》。
2《长安客话》卷六《潞河》。
们是鲜明的官民区别中的官是统治者。明太祖建都南京明成祖建都北京都是在迁徙富民基础上来保证京师优势的所以在明朝两京内保存了一批城市富户。这些富户迁入南北两京成为京城厢坊的住户也就是当时京城的民但他们后来在社会地位上也在不断变化或者从事于经商而进入商人行列或者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僚集团。大约只有少数依靠殷实家底或者原籍的支持而维持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1。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2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3。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3《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4。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