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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4《五条俎》卷八《人部》。
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18页。
3这种城市消费的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穷人大养济院”。这虽然说得过头了一些但也不无道理“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4。这里所说的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行业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仍当属城市劳动者的行列。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尽管城镇居民本身也需要消费但是当时真正的消费主体还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那些城镇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除去为城镇居民服务之外主要也还是为了这些人服务也就是为了城镇自身服务。
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城镇社会构成必然复杂。因此明朝人在谈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时将传统的所谓四民、六民展而为二十四民即除去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又增加了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1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社会中各种行当的复杂则是显而易见的。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展而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达地区在工商化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淫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1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1不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14o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防地区的盐商先展了起来。
我们在明初的商界中能够看到的几乎只有盐商。
《明史》提到：“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1又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以给盐引行盐为条件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境边境军储赖以充足而商人也可由此取得行盐资格再通过贩运食盐获利。这种开中的做法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一批商人同时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势豪勋贵于是在明代的盐商行列中包括了成分不同的官商与普通商人。这里面的普通商人主要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通常也合称之为山陕商人。
1《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1《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2《明史》卷八o《食货志》。
明初所推行的开中制虽然刺激了盐商们的展但是由于势豪勋贵们的争利一般商人无力与之相抗衡那些运粮到边得到盐引却无法取得食盐的商人只能无限止地去守支等待甚至父子相继守支多年而得不到食盐成为徒有其名的盐商。中小商人很快在这毫无公正可言的商业竞争中失利破产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商人保留了下来成为真正的行盐大贾。所以明初的开中法虽然给了北方商人以展的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北方商人的展。在明代最为著名的商帮——晋商与陕西商帮的形成并不在明初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后。
对于明代的商人们来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便是弘治五年（1492）的叶淇变法。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对于开中制的变革：“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虽然因此而被指为破坏北边军储的祸但是商人们却从此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营天地。
其实事情并不出于叶淇的个人意愿事实上叶淇变法也是出于当时时势所迫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既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是为了解决权势官商们对商利的侵夺。从这种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变法中已经开始看到了明代商人的力量。
自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之明初有了相当大的展。成化、弘治时社会经济生活便已展得十分的繁荣。当时人记述苏州等地的情形说：“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这种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商业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内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活跃的市场明初那种依赖于输粟边卫而换取行盐资格的做法也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于是从边地到内地各种大小经营商一下子变得兴旺了起来。在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2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明代的商人以商帮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地域与血缘纽带关系。这也是中国商人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重要商帮的产生地区大多为地少人稠或者山多地少的去处。在农业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1《明史》卷八o《食货志》。
1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2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
走上了经商之路而他们的经商活动又大都无法在其原籍本土进行于是从边陲到内地凡是便于商业活动的地区都成为了商人们的活动领域。中国广阔的国土为商人活动提供了充实的内在的市场地域与血缘纽带则对于商人们起到了自身保护与互助的作用。明代的商人于是沿着这样一条自身展道路成长了起来。而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和洞庭商帮更将自己的行商范围扩大到了海外《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便是一个洞庭商人在海外迹的故事。大约从成、弘以后商帮和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展。到嘉靖、万历之际徽商与晋商已成为南北富室的代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1据说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论天下富户家产在百万以上者为一等共十七家其中晋商三姓徽商二姓。商人在明朝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与勋贵官僚取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结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商帮自身的展而且显然开始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像严氏父子这样贵极一时的权臣也在谈论天下富户财富的吸引力自然是渗透了整个的明代社会。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已经开始由单一的做官转变成为做官或者经商社会观念与明初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的商人们开始需要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了明代商人展的必然途径。
明代的商人在经营展中必须结交官员以作为自身经商的政治保障。
这在晋商与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明朝人一般常说晋商偏于俗而义气徽商偏于雅而好交。如像晋商中的张四教其父及叔父均为商人而其兄张四维、舅父王崇古则为朝廷中的重要官员。又如徽商中的梅仲和凌和贵等人“重交游乐与贤士大夫款洽”。“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而姑苏为冠盖往来之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2。他们还往往通过对于官员们的经济资助或者联姻以取得与官员结盟。《二刻拍案惊奇》中写到一个徽商事先将一女子“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1。这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的成员进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如像前述张四维以及汪道昆等。他们在对待农商的本末关系上与以往的传统认识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汪道昆就曾说道：“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为重耕者十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然关市之征不逾十一要之各得其1《五杂俎》卷六四。
2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315页。
1《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夫人》。
所商何负于农？”2这番话出于身为兵部尚书的汪道昆之口其意义就不仅是个别人对农商持有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明代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