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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军大住址（讲武堂），现改为第五步兵学院。一大队驻讲武堂，二、三、四大队驻北郊场，每个大队有五个连。从编制、训练内容、装备到军队管理，全是苏联模式。校部还有一位苏联上校武官顾问，住在军区，偶尔也来看看我们。
学院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原军大的，机构增多了，学院升格为军一级编制。我编在一大队，政委仍是老领导——杜晶。自此，我开始在这里接受苏式步兵训练。
每天学习很紧张。从起床、出操、上课、训练、游戏、进餐、休息，一招一式都是苏联式的，而且极严格刻板，人们几乎成了机器人。夜里大小便，不管你有无那“货”，都得全部起来，排队而去。夏天还好，冬天的春城并非“如春”，也得一起去挨几分罪。听说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培养军人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真是新鲜！
训练从徒手操开始。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队形变化，几乎整天练习，把人都转烦了。转得不整齐，重来；脚跟不在一条直线上，重来；转的姿式不标准，重来。这玩意儿，把人都磨得七窍生烟，一天下来骨架子都快散了。
接着练各种步伐，即跑步、齐步走、正步走。虽然我们过去都有点基本功，但要达标也不容易。特别是一分钟只能走110——120步，步距是35——40厘米之间，真是太难了。每天教官讲完要领，全班就开始练习，“先生”在一旁看表计时，不够步伐，重来；走多了步数，重来；步距不符合要求，重来；摆手不整齐，重来。重来，重来……，你就得这么练。练了个把月还没达标。教官在生闷气，学员也有怨言。一位老八路抱怨说：“我们行军打仗，全靠一个“快”字，步子大而快就是胜利，那能如此机械！”
有人提出：是不是在地上划好一根根步距线，让人踏线练习，习惯成自然。训练部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两个大操场用石灰划了许多“斑马线”，于是上操练，平时也练，果然效果很好，一周内达到了要求。那位教官（原起义军官）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因为他走得也不合格。
1951年4月底的一天，为考核徒手操的成果及其它训练项目，在北郊场举行了校部阅兵。
新衣、新帽、新皮带、新绑腿带，一一装备到每个学员。检阅那天，学院人马起得特别早，大家全身披挂齐备后，一声口令，往北郊场进发，从校部到北郊场有二公里路，到场一看，黑压压来了许多部队。检阅台是临时筑的土台子，四周红旗招展，台上放着几把老式椅子，背幕上挂着领袖的肖像，台子四周站着许多持枪的警卫战士。八时整，军区首长来了，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开始。郭副司令员讲话后检阅开始。
首先，受检部队进场，我们成方阵式向前台正步走去，参观部队都伸长了脖子，把目光投向我们，走过主席台时，大家突然举手敬礼，步伐整齐，威武雄壮。主席台上郭副司令员身旁坐着一位黄头发、白脸皮、高鼻子的苏联顾问。接着进行队列、队形检阅。
我们又一次来到主席台前，进行立正、稍息及各种转向表演，接着是一分钟点走110——120步的“正规”步伐。那位苏联顾问站起身来仔细观看，后来，竟然从台上跑到台下，看着时间、数着步子，检查学员是否达标。
一队表演完了，另一队又接着表演，顾问先生很感兴趣，不断地看着手表，嘴唇微微动着，数着步子，等到所有受检部队表演完毕，他伸出大母指，高高举着，嘴里叽里咕噜说着洋话，翻译官大声说：“顶好、顶好！”首长们也松了口气，我们脸上都绽开了欣慰的笑容。检阅顺利通过！……
“五一”劳动节快到了，春城市准备召开迎“五一”庆祝大会，军区要求学院参加“近日楼”的阅兵典礼。于是我们又紧张地练习扛枪、编队、步伐等项目，军区训练处不时派人来督导，我们把步枪和刺刀擦得闪闪发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定要让春城市民看到新型人民军的风采。
一九五一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学院学员早早就集合在校部，一千来人的队伍，雁行有序地排列在操场上，经检查衣着、武器等合格之后，八人一排、十人一列组成的方阵由校部出发，到达正义路后部队缓缓向南边的“近日楼”走去（“近日楼”是解放前春城的城楼，拆去城墙后保留了这座门楼）。
这是春城解放后第一次阅兵，轰动全市。正义路是当时比较热闹的一条街，但街道较窄，加上两旁人多，十分拥挤，只好把队伍改成六人一排的方阵，在近日楼检阅台不远处等候。领导讲完话后检阅正式开始。只听检阅总指挥一声口令，受检部队的脚步踏着大军进行曲的拍子，咔嚓、咔嚓作响，我们端着枪，向检阅台行注目礼，队伍缓缓通过检阅台。
高高的城楼上，陈司令员、郭副司令员、周副司令员、卢将军等军政领导，一一挥手向受检部队示礼。检阅台上巨大的领袖画像，在八面大红旗的衬托下，更显得庄重气派。
我们精神抖擞，挺胸、昂首、注目、持枪，步伐铿锵有力，个个满面红光，接受了首长的检阅，之后，是群众队伍通过检阅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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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三尺讲台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出一点小洋相。
有些少数民族学员，由于从小赤脚走路，脚板宽，没穿过这么窄、这么硬的皮鞋（高邦翻毛皮鞋），检阅行走时由于用力过大，双脚都磨破了，打起了血泡，返回时，干脆手拎皮鞋，赤着脚，一拐一拐地行走，让队长看到了，被熊了几句，叫他们马上穿上鞋子。
我这个读书人，足也不争气，血泡已磨破，袜子也染上了“花纹”，虽没脱鞋，但也一拐一拐的，像打了败仗回来。队长虽然批评有的同志在大街上赤脚行走不雅观，但还是夸奖大家有“种”，在检阅台上没有给中队丢脸。
我们中队长张文义，山省长治人。在改造起义部队时我就与他相识，到步校有缘又在一块。他是一位“三八式”干部，打仗非常勇敢、凶猛，参加过大小几十次战斗，身上却没负过几次伤，是屡次得奖的英雄。他的特长是投弹，这技术在兵团屈指可数，他的绝活是：投得远、掷得准。
1950年春城市举行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他临时参加投弹，一甩就是80多米，取得第一名。据他说，在战场上他主要是多带手*弹，在远处就能把敌人的碉堡、机枪炸毁，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每个连队都争着要他。
他待人诚恳，不务虚，办事认真，大事不糊涂，别看他大字不识几个，可脑子非常灵敏，行军、打仗，有胆有识，经验丰富。平时没事喜欢与人聊历史名人、说说笑话，没点架子，也不摆自己的光荣历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按他的资历，早应是团师级了。
他有些暴躁脾气，他说，他过去脾气一来，像张飞一样任意打人，为此还受过处分。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从没发过我们的火。有时我们问他：你的老婆呢？他诙谐地说：还没出世呢。每次下军棋，他不让人悔棋，可他输了你就得让他悔棋，否则就骂：“烂汤货”。
他不喝酒，但喜欢吸烟，那时候是上面发的“团结”牌香烟（比现在的金圣好多了），烟不够，他就当“伸手牌”。假装严肃、板着脸说：“小伙子，把‘胜利品’交出来吧。”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把烟拿给他。我不吸烟，每次发的烟都给他，他张开满口的大黄牙：“这小子爽快！”有时没烟了他就向杜政委要高级烟，政委有求必应，要多了张队长也不好意思。
那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他把队部的小文书陈振华当作儿子看待，如果他早结婚可能儿子比陈振华还大哩。我们说：赶快找一个吧。他说：等社会主义建成了，讨个老婆享晚年福——好暖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跟他一起学习、工作，受益匪浅，特别是学到了对革命的忠诚。
在学院除学习政治理论外，重点学习军事理论。学习中国的、外国的军事家理论思想，学习现代战争战略战术，学习单兵作战战术，学习班、排、连作战战术等等。对语文文化程度低的学员，学习有困难，还得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学校要求，排、连级干部文化成绩都得过关，要不然怎么去学伟大的军事经典。学院要求文化高的学员帮助文化低的学员，我文化算是高的了，要包教两个同学的文化。
一个是邢友学，贫苦出身，一个是少数民族，农奴出身，名叫王连成，他们都是战斗英雄。邢友学识得一些字，心算能力强，王连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是在边纵时学的。邢友学二十四岁，学习不太吃苦，记忆力差，学习中有时不懂装懂，偶尔还表露出一点骄气。
我从易到难每天教他们五个字，以后加到十个。为了加强记忆，增加形象感，我把生字贴（挂）在实物上。如“饭碗”，就贴在碗上，“步枪”就贴在枪上。“起床”就画起床动作，“跑步”、“立正”……都画一张张的图片并贴出来，这样做似乎太原始，但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教学，效果还是很好，大大突破我的预想。
一个月下来果然学会了几百个字。对王连成我也格外关心，不时给他加码，让他多读、多写、多练，当时买不到现成的拼音、看图识字等挂图，只得自己动手，制作卡片，尽量教得生动形象。后来由词、词组到句子，到写一段话，逐渐加大难度。
因为白天有紧张的军事学习和训练、晚上有讨论、有民主生活会，所以教识字都是用空闲时间。他俩也很吃苦，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我也想了许多办法，为他们装订了一个小本子，半页是文字，半页是空白，空白留做他们写字造句之用。半年之后，他们都能读报纸、写信了，文盲的帽子离他们远去。我们由此成为亲密战友。我包教包学的做法受到上级的表扬。
王连成在学院读了一年后被航校录取，成为一名飞行员，毕业后，分在陕西武功县某空军基地。我们一直通信不断，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张身穿飞行服的全身照片，他已是一位魁梧英俊的小伙子了！60年代初，我们从此失去联系，只留下那张照片作永恒的纪念。
我原来身体消瘦，进学院以后，由于生活好又有规律，加强了体育锻炼，身体强健起来。我天不亮就在大操场上跑上几圈，那些单杠、双杠、木马、浪桥、跳高、跳远等我都去练。等到吹号起床时，我的功课就结束了，再同大家一起出操、学习。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身高169厘米的我，体重由90斤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体力、耐力也增强，从此有了一个健壮的体魄。
一年多点，我被调到校部训练部，任见习干事，负责军事器材、模型之类的采购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去工厂采购各种军事教具、模型、兵器、实物挂图等。
第一次单独工作，心里没底，摸索一段时间后，也摸到了规律，居然干出点名堂来。任务能及时完成，质量审查合格，还节省了很多钱。这是我与那些经理、股长、销售科员磨嘴皮磨出来的。
那个平日紧绷着脸儿看人的乔科长，在大会上说：小张干得不错。后来工作越来越多了，在训练部四个多月，累的昏天昏地，天天外出，早去晚归。那些教具模型做好后，要对照图纸设计，用游标卡尺一一去验收，你看多麻烦。如果不符合要求，就是差一点，那位乔科长就会“克”得你抬不起头。我心里想，不干了，改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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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清查历史
一九五二年四月，上级发出号召，在全军开展文化大进军运动，一个师要办一所速成小学，一个军要办1——2所速成中学。
一个兵团要办二所大学，这需要多少教员哟？学院不少学员都调去办学校、当教员了，我也心痒痒——想去当教员，但不好提出个人要求。
我想，“当一名教员多好，站在讲台上给学员讲课，传授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展示自己的风采，实现人生价值。”
四月中旬的一天，乔科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吓了一跳，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我心里狂跳不止。他看了我一眼，把一张纸递给我，我一看：哦，是调我去当教员的调令。
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但他还是绷着脸说：“我不太愿意让你去，舍不得你。在我身边几个月，没出一点差错，纪律性强，工作吃苦踏实，是个好同志。”
我说：“谢谢你的关照。”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