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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我们见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鱼线，于是写信给招生的哥哥，从老家寄来了十多斤鱼线，送给了傣族朋友，他们如获至宝，比得到黄金还高兴。因为在勐巴拉那西是绝对看不到这东西的，以后我们每年都为他们买一些鱼线。
如今生活困难，她送来鱼，还不忘带些葱、生姜、茴香等香料，外加几个辣椒，老人家想得多周到啊！鱼多了，可烤成鱼干，孩子有吃的了，家庭也就常有笑声。场里、队里虽然都养了鱼，但只是在过年、过节才能见面。
有一年，邹招生去县城办事，要过南腊河，水齐胯深，没有桥，她与另一个女同志手牵手壮着胆子过河，忽然，招生踩在一块大石上，脚一滑，人就被水冲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过河的傣族男人，见此情景，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向邹招生追去，好不容易把招生救上了岸，是傣族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连救命恩人叫什么、家住何处都不知道。
我们同老咪陶一家的情谊，直到我离开永春农场。临走时，我送给她一个大木箱及一些衣物等，她拉着招生的手紧紧不放，难过地哭出了眼泪。
一九六八年，上级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农场、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南诏省总局前后接收全国各地来的知青11万人。永春农场前后来了二三百人，大多数分配到各生产队，少部人分配到场部工作。
知青的到来，给闭塞的边疆带来新观念、新文化、新技术，促进了边疆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广大知识青年在老工人扎根边疆、保卫边疆、无私奉献精神感染下，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为新一代拓荒者。广大知青为祖国的橡胶事业流血流汗，吃了不少苦，甚至伤残，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我对他们也十分赞赏。他们年纪都在十六岁到二十来岁，离开大城市，远离父母，每天要同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又十分清苦，文娱活动是“荒漠”，能经受住考验就不简单了，后来一些人入团、入党、提干，成为知青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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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侄儿的成长
六十年代末，各分场把一些干部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副业队。经营项目有小买部（如米干店、酒店）、养猪、种甘蔗、水果、酿酒等。后来又调来十几名工人，总共二十多人。前任队长因损公肥私，被撤职，就派我去任队长。
那位女党员叫屈嫦娥（湘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能干，办事风风火火，有股男子汉劲头。她负责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养猪，我抓全盘。我与她商量人员分工，安排好各专项作业组人员和负责人，制定好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就“开张”了。
副业队是为搞多种经营而设立的，除了养猪、酿酒，后来又养鸭子、种饲料、甘蔗等。这些都能盈利，尤其是酿酒盈利最大。酿酒只有一名工人，加上我，俩人没日没夜沉在酿酒间，费了最大心血，酿出的酒质量好、销路畅。第一年养鸭没赚到钱，只收回本钱。主要是小鸭买回来后没有打预防针，前后死亡许多，到“四清”时，我作了检讨。
后来上头说，“分场搞副业政策不允许”，办了一年多就撤销了副业队。接着我被调去农场学校当校长。
张平生是我三哥张学熙的长子，平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由其父母从姚县送回文山县，刚好满月，父亲就回反动驻北京傅将军的部队去了。1950年张平生已经二岁了，他母亲想想老公已去岛省，一家无法团聚，于是回了姚县娘家改嫁他人，平生由我母亲抚养。一九五七年八月，我母亲去了岛省大哥三哥那里，他就由三姑姑抚养。三姑姑在农村，人多、吃粮紧张，一九六一年宗弟夫妇来边疆我处，把平生也带来了，那时他十三岁。
从此，我夫妇就担负起抚养平生的重任，我们安排他去读书，在农场小学毕业，又送他去孟那县中读初中。那时的中学几乎是半工半读，三年几乎有二年是劳动，而且吃不饱（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粮食）。吃“红锅菜”（没油的菜）下饭，缺乏营养，身体发育受到影响，招生就常给他一些钱让他去馆子里买点好吃的。
他每次回到农场家里，虽没什么好吃的，但饭是可吃个饱，返回学校时，给他带一包腌菜（这些腌菜是他婶婶用食堂的下脚料——包心菜茎，去皮晒干，加上辣椒、茴香腌制而成，吃起来松脆可口），有时去米干店买些肉杂碎，炒好给平生带回学校，有时把烤干的罗非鱼加上水豆豉，拌上猪油、味精、酱油、食盐、辣椒粉，蒸熟后也是上等的美味。
艰苦的学校生活使平生渐渐感到厌倦。以前他一回到家，总是有说不完的马路新闻，或开心地逗妹妹弟弟玩，现在到了家就是睡觉，也少言寡语。虽然我们在生活上尽可能让他吃好些，劝他安心读书，但他也许对学习不感兴趣，越来越讨厌学校生活，不想去念书了。
一天，他突然向婶婶提出要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去读书！我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在意，口头上劝他好好学习。有一天，他真的把被子等生活用品都背了回来，表示坚决不去念书了！
我看了很生气，发脾气骂了起来。我夫妇后来又和他谈了几次，他就是不去学校。招生反复耐心地教导他，但就是听不进。
平生有点倔强性格，好说歹说还是不肯去念书。招生急得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几乎是求他“老爷”了，平生这才背起铺盖重返学校。我去了学校几次，找到他的班主任杨老师了解情况，请他多关照。后来杨老师带平生一直到初中毕业。
一九六四年秋，地方上要招收新老师，从农场选招，我的战友蒙义昌（已调孟那总场工会工作）他推荐平生去应聘教书。经考试合格，平生被录取了，他分配到离边境只有20公里的孟伴乡中心小学当小孩王。一九六五年，景市师范招生（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招汉族），蒙义昌介绍要平生去考，我连去几封信，要他去应试，却没有回信。
那时侄子离我工作的地方有60多公里的茶马古道，没有公路，人们出行只能步行，要走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沿路都是原始森林，常有猛兽出没，老百姓从孟伴乡来县城，都要带着猎枪才安全。我也忙，没时间去看他。平生平时每年暑假都会回来看望我们，一家人只有暑假和寒假时才能团聚。
一九六六年八月，暑期没看到平生回来休假，我们很挂念他。有一次我在县城遇到平生原班主任老杨（他已调到瑶区中心小学负责），他告诉我，张平生已在孟伴结了婚，所以他不敢回来。
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就结了婚？这么大的事竟瞒着我们，真气死我也！我连声骂道：“不成器的东西！终生大事不该如此草率，不考虑长远……”也许平生知道我们会反对、会挨骂，一年多不敢回来见我们，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全县老师都集中在县城小学理论学习，才见到他。
那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平生工作的孟伴小学没有通公路，需翻山越岭走60多公里山路，交通实在不方便。由于他离我们太远，回来一次要走一两天山路才能到达，单身一人回来要穿越茫茫原始森林，沿途常有老虎、豹子、黑熊、野象、毒蛇出没，非常不安全，所以我们也劝他一定要结伴回来。
平生在这样偏远的学校工作，平时生活过于单调，举目无亲，形影相吊，想想自己的身世，沧然涕下……。后来他岳父岳母（傣族）看他聪明憨厚，能进教室教书、能下河抓鱼、还能上山打猎，能文能武，是个好小伙子，于是就包办婚姻把女儿嫁给了他，也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办了婚事再说。傣族人单纯简单，心地关于善良。
既然平生自己愿意，现在木已成舟，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祝福他们幸福美满。他的爱人是他的学生，名叫依坎，纯粹傣族人。从此我们文山张氏有了第一位少数民族，成为张氏历史上汉傣通婚的佳话。
一九六八年以后，平生在孟伴、曼帕小学任教，曼帕离永春农场40多公里山路，我暑假常常带小云、小春去他那儿玩，他和依坎也常回来，平生每次回来都买许多马驴筋、野味肉、鸡鸭、干鱼、腊肉等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我们也照价给钱，这些东西，当时有钱都买不到啊。
所以，他体贴家里还有四个弟妹要吃肉，街上无东西可买，他宁可自己吃苦劳累，从40多公里的山区人背肩扛，挑四五十斤重的副食品回来，孩子们见哥哥带了这么多吃的，高兴得合不上口，一个劲地叫哥哥，招英见他回来了也高兴得象过年似的。
一九七七年，农场招收大批工人，我就把平生夫妇一家四口人全招进了永春农场，平生被分在五分场（即原永春农场）学校与我们一起教书，他妻子依坎分在学校后勤班，成了国家正式工人，俩口子都有工资收入，二个孩子也健康成长，我们夫妇也算尽到了责任，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再次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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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重返教坛
一九六五年，农场职工子弟小学首届六年级的学生毕业，该升初中了，仅有的小学教育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办中学势在必然，于是各分场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便应运而生。经孟那总场批准，永春农场学校新增四个初中班，加上小学部六个班，共十个班，全校学生有三四百人。
永春农场领导决定要我去主持工作，办好这所小学附设初中。离开教育岗位七年的我，1965年8月再次重返教坛。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平常的了解，向场领导提出了调几位同志来学校任教的报告，其中有大学生、中专生、师范生，还提出了解决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问题，都得场领导的批准。
学校没有党支部书记，经请示党委后，同意设立一个校务委员会，由五个委员组成，包括教务、总务、共青团（包括少先队）、后勤四个处室主任，并各负其责。我把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制定出来，选好班主任，教导处安排好课程表，开学时在教师大家上一公布，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各连队只设小学一至二年级，各连队离家较远的学生都在学校用膳，调了几个工人组成后勤组，开荒种菜。教学、后勤，林林总总一大堆子事，忙也忙不完，后来请场里派来一位支书…………王长利，主管教师政治思想，没有党的核心，一切工作都比较难开展。党管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我就能抽出更加多精力放在教学管理上。
在分场领导的深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五分场学校（即永春学校）盖起了两幢青砖、瓦顶的教室，这在整个孟那农场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学校有图书室、实验室（但缺理化仪器），有球场、有体育器材，基本具备了一所中学的办学条件。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场部划了一块橡胶林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归学校管理，农场按亩数拨些管理费补助学校添置图书、教学设备。此外，农场还分配了种花生、种玉米的任务，每周只能上四天半的课（每天八节课），其余时间是劳动，课外活动时间学生还得去帮助学校种菜。
学校一百多人吃饭，只有三个种菜工人够辛苦的了。那时星期天还得去搞义务劳动，帮助生产队除草、捡橡胶籽（橡胶籽可以用来榨油、制肥皂），在农忙季节，还得带高年级学生莳田、割禾等。虽然如此繁忙，但我们的老师工作勤奋，有敬业精神，人人都忘我地工作。
那时教师的工资低（最高的只有三十五元），生活清苦，他们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文化生活更谈不上，连报纸都订不起一份，但老师们牢记党的重托——把教好孩子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无私奉献，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九七七年，我被孟那农场任命为永春学校、永丰学校两所学校的校长，两所学校相隔七公里，我的担子分量可不轻啊！
我首先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一分为二看待他们的成绩与问题，尽量以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尽快稳定教师队伍，消除教师之间的矛盾，团结广大教师，把学校的重心转移到教学上来。
我不计前嫌，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永春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