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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计前嫌，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永春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少些好办些，永丰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较多，我采取了老师调动交流的方式，把派性少、作风正派的老师调往永丰学校（如马子贵、张声新、秦建伟等），还请场里派了一位支书黄寿民（原永春农场的）负责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坚持派性不放的，就调出学校，或去总场集训队学习。经过争取大多数，团结主要力量，迅速改变了永丰学校混乱局面。
那时，为维持社会稳定，部队派出军队代表进驻各单位。学校军代表看我作风正派，不搞派性，懂学校管理，在教师中有威性，所以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和信任，使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我也大胆地负起责任，两所学校教育质量很快得到提高。学校有支书、军代表和校长我，三方互相尊重，共同维护集体领导，背后不搞小动作，工作配合默契，相处十分和谐。
我和老伴建校之初就在永春学校教书，所以，家一直安在河东永春学校，我现在是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责任重大，为了抓好永春、永丰这两所学校的工作，我把行李搬到了永丰学校，以永丰学校为主，永丰、永春两者兼顾。周一到周三在永丰学校工作，周四到周六到永春学校检查布置工作。军代表看我把教学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赞赏地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笑着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他说：“你老张还是部队作风。”
我担任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我为永丰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班子，学校各方面都已走上正规，就辞去了永丰学校校长职务，回到了老根据地——永春学校。
招生自从1959年2月我到边疆来后，我们一直没有空回老家看看，平时都是写信报平安。转珢到了1970年，一天，老伴看着哥哥的来信，难过地说：我从豫章省嫁给你到南诏省已经十多年了，由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1966年我爸爸去世，没看上一眼，心里多难过啊。
我也觉得确实该回去看看妈妈、哥哥、姐姐了。于是我们于1970年8月一家五口（小英11岁、小云9岁、小腊6岁）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文山县。岳母老多了，哥哥、嫂嫂都是中年人了，骨肉相见格外亲切，说不尽的相思之情。
当时，邹平全家被下放到黎洞坑。招生只有三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我们去看望了住在乡下的姐姐、姐夫一家。我家自母亲1957年去了岛省，家中姐姐都已出嫁，弟弟下放塘头村，我们都去一一拜访了亲戚朋友。我们在文山住了一个月，互相祝福多保重，挥泪惜别，回到了南诏。
1974年4月，我们留下小英、小云、小腊只带小春、平生夫妇第二次回到故乡探亲。这一次大家的生活环境都好多了，玩的心情也更舒畅了。
那时边疆物质匮乏，没肉没油吃，招生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三十多斤猪油和许多腊肉让我们带回去南诏。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大家又只好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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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整顿秩序
1976年7月28日，唐市发生了大地震，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10月南诏省通县、峨县也发生强烈地震，人、畜、房屋损失极大。我们所在的孟那县，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结合部，属于地震多发带，为防不测，上级要求各单位自建简易防震房，于是孟那农场都行动起来。
为保证学生安全，都提前放假，学校教师齐心协力，自己动手，上山砍树伐木，到傣族村寨买竹子、草排（一种盖房子用的草），不几天，在大操场旁边盖起了一幢简易的防震草房，全校男女教师分开，全部睡通铺，晚上也不用办公了，男教师宿舍和女教师宿舍就像两个大会场，天天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这样一住就是半年多。为了作好长期防震减灾的准备，农场职工和教师纷纷自己动手，上山伐木，家家做木板防震房。离我们住地二三公里外的山上，有的是原始森林，任你挑选，只管砍伐。
我带大儿小云（十五岁）、二儿小腊（十二岁），一到礼拜天就上山伐木备料，虽然从未干过木匠活，但边干边学。首先准备木板房的柱子、房梁材料。上山把笔直的树砍倒，再锯断、劈成方料，人拉肩扛运回去，然后削平、打孔；接着准备木板料，把直径五、六十厘米粗的树砍倒，锯成2。2米一根，劈成方料，请人锯成木板；最后买来盖房顶用的草排，再请人花上一、二天的时间盖房，一幢一百多平方米的木质穿斗房就盖起来了。木板房牢固防震，宽敞明亮，室内有小客厅、卧室，一厅三室，足够全家居住，从远处看还真气派。有的人做得更高级，在地面辅地板，房顶装天花板，防潮防尘，像座小别墅。这是我第一次建私房。
1980年8月我们全家迁到孟那农场场部，离开了五分场（永春分场）学校。从1962年7月我到永春分场工作，到1980年8月离开这所难忘的学校，在这里战斗了十八个年头，学校的名称也从六团二十四营学校改为孟那农场永春分场学校，又改为孟那农场五分场学校（或孟那农场第五中学）。
我们与五分场学校的老师们，同甘共苦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都成为知心朋友。其中黄寿民、张声新就是我把她们从河西永丰学校调到我所在的永春学校，并做红娘使她们结为百年之好的，所以他们夫妻非常感激我这个月下老人。直到今天，我们仍通讯不断。
1980年8月我调孟那农场总场宣教科工作，专司学校管理。于是我告别了五分场中学的老师，举家迁到了孟那农场场部。老伴安排在总场直属小学任教。大女儿小仑，1978年8月分配到孟那总场机械厂工作，长子小云，1979年8月分配到孟那农场中学任教，次子小腊，1980年8月后分配到孟那农场五分场基建队工作，后来去学医，搞卫生员。三子小春读初中，四子小建读小学。家庭、小孩都安排好了，心情也愉快，加上就住在县城，生活也方便，只有一心搞工作。
宣教科由四人组成：邓科长和我们三个干事。我和老栗（南腊农场调来）负责全场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另一位负责宣传工作。具体工作主要是转发文件，传达精神，开展检查，组织统考以及教师调配，干部调整等。后来高考、中考农场系统由农场宣教科负责。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农场许多有远见的家长，目睹学校教师不敢管学生、校长不敢管教师、学生不愿学习、教育质量没有明显提高的现象，心急如火，纷纷要求农场领导要重视教育，要下大力气整顿教育秩序，特别是要整顿农场高中班子不团结、教师搞派性的现象。
为此，总场党委就农场教育召开了专题研究会，决定大刀阔斧调整了农场高中领导班子，选调了新的校长，组建了新的校务委员会，接着从整顿思想、建章立制入手，整顿教学秩序。
由场党委领导主持召开大型家长座谈会，邀请了老干部、学生家长和工会、妇联代表参加，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办好学校的建议和意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会后我们又走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他们做了许多思想教育工作，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家长表示愿意配合学校管好自己的子女。接着又召开了全总场教师大会，总场党委书记作报告，号召教师解放思想，抛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个别派性严重的人给予了极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
通过学习，大家对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精神也振奋起来。农场高中教学秩序明显好起来，教师也敢管理，学生学习也认真起来。那些调皮捣蛋的“顽童”，也没有了市场！
在孟远、孟醒分场学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都因教师之间怨气未消，个人恩怨未了，学校教师不团结。我们宣教科通过做反复的思想教育工作，调整领导班子，充实教师队伍，发挥党团核心作用，各校也走向了正规。对于少数抱着“花钢岩脑袋”不放的人，请出学校，调往生产队。经过几个月的全面整顿，孟那农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都有了新起色。
1980年上级规定在孟那农场中学设立高考考点，由孟那农场宣教科负责组织农场系统高考工作。总场行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动员了保卫科、卫生院、汽车队等部门参加，我们宣教科具体承办。我和老栗忙得不亦乐乎，跑地区、走学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不敢有半点疏漏。
邓科长每天检查、汇报，协调各部门工作，也忙个不停。场党委书记亲自到考点检查指导，询问准备情况，直到满意为止。每年高考前地区教育局都会派巡视组来监察、检查高考工作，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我们工作细致，责任心强。我们要忙到考试结束、考卷武装押运安全到达景市后，才能松一口气。
由于场党委高度重视，宣教科同仁恪尽职守，年年高考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我们把组织高考的做法推广到全场中小学的小考、中考上来，端正了办学思想，严肃了考纪考风，“以教育质量论英雄”成为大家的共识，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形成了踏踏实实抓教育，专心致志学文化的良好教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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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回归故里
历史的车轮一晃走到了1981年，屈指算来，从1958年4月由春城到勐巴拉西创业已二十三个年头了，同我一起转业到边疆的同志，不少已迁回故乡。随着年龄的增加，思乡的情结与日俱增。真有点“念君空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曹丕《燕歌行》）的味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总场组干科科长窦鹏对我说：“老张，想不想动一下？”
“往哪里动啊？”我惊奇地问。
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政策放宽了，允许离开边疆，你看看老家有没有能接收的单位呀？”
“哦，这……”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平时虽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但还从来没有细想过调回故乡的事。因为扎根边疆的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心里，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好！谢谢你的关心，我先联系联系，到时还得麻烦你开个商调函呀，试试看吧。”我高兴地说。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邹招生，她听了也很兴奋：“做梦也不敢想我们也能申请调走，看来我们这些老支边人，也有回故乡的希望了！”
于是我们召开了家庭会，重点征询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愿不愿意调回老家工作，经过分析走与留的利弊，大家一致同意调回老家。鉴于跨省调动是一个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事，我对大孩子们说，“为了调回豫章省，你们几个近几年不许在这里找对象呀，以后回豫章省去找哈！”……
一周后，我把调动申请交给了窦科长，没想到老窦也爽快，立即就办，发了一封去豫章省文山县人事局的商调函。
老窦是同我一起从部队转业来的，他搞组织工作几十年，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凡是违背政策的事、走后门的事，他从来不做可以说是铁面无私，不为金钱美女所动，有人形象地说他是：“钱打不动，水泼不进”，5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
记得1975年，我的老首长在春城市一家化肥厂当厂长，他同意我调到他的厂里工作，可是我写了申请交给窦科长，他就是不办。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春城那边同意调我过去，你就批准我们走吧。”
他语重心长地道：“老战友，不是我不帮助你走呀，是政策不允许，‘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延续了20多年，你看我们一起转业来的同志，谁调走了？”
我想想，的确没有谁调走了，就边战友蒙义昌她爱人在春城，夫妇分居都无法调走，更不用说我们举家迁走了。
于是我们就死了调走的这份心了。
七十年代末，成千上万的知青都回城了，‘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进入博物馆，窦科长收到了处省人员可以调走的文件，所以这次主动通知我可以调回老家，这真得感谢他还记得我们是老战友，现在有新政策来了，赶紧告诉我。
我们急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