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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急忙招生的哥哥邹平发了一封航空信，请他活动活动，找接收单位。半个月后邹平来信了，说县教育局同意接收我们夫妻两人和大儿子（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教师编制），说莫失良机，尽快做好迁移的准备。我们万万没想到文山县会答复得如此快速。我们一家人高兴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真像“天方夜谭”做美梦似的，于是开始做些迁移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二年二月的一天，我们首先接到了豫章省吉省水县人事局发来的关于邹小云调动的商调函，全家人欣喜若狂，连日给儿子办理各种手续，并收拾行李。调令规定三月四日前赶到文山县葛水中学报到。于是二月中旬由他妈陪送小云第一批回到故乡，安置好云儿后，招生又马不停蹄、独自一人赶回南诏省孟那，来回4000多公里，单程坐车要八天三夜，非常辛苦，我们为她在返回路上的安全，寝食不安，那时无手机，人到何处，一无所知。3月初，招生安全到达孟那，我才松了一口气。实践证明，生活的磨炼已经使她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女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同意调我和招生回文山的商调函，我们立即办理手续，包扎行李，尽量轻装，凡是粗笨家具、坛坛罐罐，全部送给朋友或傣族老庚。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亲朋好友和领导的关心，我们将自养的一条大肥猪杀了，请大家到我们家做客，喝点酒，叙叙旧，互祝幸福安康，大家也祝我们一路平安，别忘了拉西的亲朋好友。
由于小仑、小腊已参加工作，接收单位一时难以找到，只好暂时留下小仑和小腊还有侄儿张平生一家四口。
农场每人给了3600元安家费，免费将行李托运到春城，转运火车时要求把小件整合成大件，又折腾了几天，经过四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豫章省文山县，正好是七月底，好在学校已放暑假，不急着报到。我被安排到葛水中学任校长，邹招生安排在县城文水小学任教，小春转文山中学读初一，小建转文水小学读小学三年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全家（除小英、小腊、平生一家外）总算落叶归根了，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来之不易啊，我们盼望了二十四年哪！这个可欲不可求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申请调回豫章省时，我们将侄儿张平生夫妇的名字也报了上去，结果没有批准，理由是：“他不是直系亲属。”这样，平生就暂时没有调成功。
一九九三年我任文山县台联会会长时，找到县委书记饶书记，向他说明了张平生是现在岛省张学熙的儿子，要求调回文山，当时岛省逐步放宽台胞回大陆探亲的政策，大陆也在积极回应，所以饶书记一听，满口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同意安排张平生一家在水南背小学。可惜平生回文山探亲看了后，对家乡的生活并不习惯，他爱人依坎也不愿离开傣家故土，不同意迁回思江故里，这样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从此，他们一家四口（儿张小华、女张小燕）至今仍居住在孟那农场场部。
我在边疆二十四个年头，在春城十年。二十多岁到南诏省，五十四岁回到文山老家，已是壮年了。我心爱的老伴，一九五九年二月随我到勐巴拉西时，芳龄二十三岁，一九六二年七月到孟那边城，在勐巴拉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她度过了极端艰苦的二十三年，回到故乡时，她也是四十六岁的中年妇女了。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哟！我们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可爱的边疆建设，勐巴拉西留给我们太多的喜悦与欣慰、痛苦与悲伤，我们敢骄傲地说，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加入组织，直到要离开孟那农场回老家文山县，也没有如愿，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
记得我有个学生，小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就入了党。我常想：我难道就这么差劲吗？也许政治思想还改造得不够，还没有达到党员那种“境界”吧。所以常常勉励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倍努力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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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安居乐业
1982年8月的一天，我持介绍信到教育局向刘局长报到，那时我的工作还没安排，局长说你先休息一个月再说。
后来分管教育的黄副县长找我谈话，说让我去葛水中学当校长。我笑着说：“我在边疆基层二十多年，又要我去基层呀？”“先下去管管事，那里缺个领导，等以后再调整行不行。”我无话可说，走马上任来到葛水中学任校长。老伴邹招生分在文水小学教书，我们的家就安在文水小学。大儿子小云也在葛水中学教书。
葛水经济不发达，学校建设比较落后，学校校舍破旧，教风不振，财务帐上只有十几元钱。两层高的办公楼兼教师寝室是用石块砌成的，楼上人一走动，灰尘就唰唰往下掉。学校厕所，男女“跑光”。教室由于窗子太小，白天上课光线昏暗，学生寝室阴暗潮湿，床铺、窗子破破烂烂，食堂蒸饭用的蒸笼也烂了，老师、学生经常吃生饭，目睹现状，我的心凉了半截。
老师精神状态不振作，不安心，都想调往县城，工作也马虎应付，升学率较低。教师的思想工作比较薄弱。
困难是暂时，战胜困难是一种快乐，我有信心办好这所学校。针对学校存在的困难，我与学校唯一的党员商量，首先要依靠组织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振奋教师工作的热情。其次，急需解决食堂吃生饭问题、厕所问题。再次，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班级评比，开展教学竞赛，奖优罚劣，推动教风学风走向正规。
我去教育局要了点钱，罗主任去找乡上级解决木料做饭蒸和修理厕所。不几天钱到了，但木料没有着落。于是我派人到乡下买了几根杉木，立马请人做起几付新蒸笼，彻底解决经常吃生饭问题，同时突击修好了厕所“跑光”问题，结束了师生到处“打游击”、拉野屎的状况。
儿子小云，他82年3月份分到这所学校，比我先到一个学期，他对我说：学校有水田旱土20多亩，老师学生每周要劳动二次，尤其是春播秋收，耽误时间太多，影响教育质量，学生家长意见较大。虽然全县都是这样，以农养校，改善教师福利，但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听了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我向刘局长提出把学校大部分水田和旱土承包给村民，自己仅留一二亩种蔬菜，这样可以把教师和学生从较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搞教学。刘局长说：现在全县还没听说哪个学校把农田包出去，老师、学生还是搞点劳动好。
我说：葛水中学不是农业中学，是全日制学校，劳动过多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每年优生往城里跑，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太多。道理没少讲，但刘局长还是不答应。
1983年秋收一过，我就擅自拍板，将水田改成鱼塘，把旱地和多余的水田承包给村民，这样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84年春投放鱼苗，承包到班级，定责定任务，平时利用课外时间割点草，倒一些大粪到塘里加快微生物繁殖，管理简单，教师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年底一干塘，教师们分了不少鱼，皆大欢喜。
承包的油菜收割后榨了不少油，可以保证教师食堂全年不用买油吃，油饼做成饲料喂猪，年终杀几头猪，大家回去好过年。我这样做在当时是违背局里意见的，因为全市还没有哪所学校将田、土承包给村民。我想：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校长。
1985年下半年，局里决定到葛水中学开“教育改革研讨会”，我拿出了我们的土特产：大草鱼、鳙鱼、鲤鱼招待各位领导。刘局长品尝着鲜鱼，肯定地说：“你老张这步棋是走对了，走得好。”我嗡声嗡气地说：“我还担心受处分呢？”
“有功，有功”，局领导都笑了。从此，局里不再统一要求水田种水稻，允许学校多种经营，允许把田、土都承包出去，学校只管“坐收渔利”。
在教学上我强调：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必须把抓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通过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重奖重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使教师安心，工作热心，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学校大门外有一块大平地，过去成为民兵训练和老百姓放牛的场所，对教学造成影响。我就在大草坪中间种植果树，迫使乡里民兵训练迁到别处。这也许是无上级主义吧。
后来，我在果树的四周建一个三百米的环形跑道，为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场地。我还筹集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厨房，改善了学校条件。
1986年秋，教育局调我去县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学校调来了一位年青的校长孙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孙校长不舍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实，还许愿：你不用上课，只当参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知道去“职改办”要负责办理全县教师的职称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亲，我已58岁了，也该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学四年间，工作有点成绩，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对老师们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与大家同甘共苦，办好这所学校。”
我以实际行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树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学生、老师还未起床，我已经离开了暖窝；学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么，我同样是一份菜。
我当时工资是行政18级，工资不低，但很少另开小灶。我与儿子小云、小春（读初三）同大家一样过清苦的生活。我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政治，老师还有什么说的呢？现在局里几次来电话催，刘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在服从分配呀……”，我只有服从命令离开了葛水中学。
……
1982年，我们从南诏省回到阔别24年的故乡，一家5口人，住房是个大问题。
文水小学领导照顾招生分了一间百年老屋，由于我家孩子多不够住，于是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在公家堆杂物的楼上用木板、纸板隔了一间房子，让儿子居住，虽然简陋，权且栖身。
大儿小云，过年时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右联是：“斯是陋室 ”， 左联是：“唯吾得馨 ”， 横幅是：“何陋之有 ”，大家看后都乐呵呵地笑了。
全家“大部队”是回来了，但还有小英、小腊两个尾巴没回，让我和招生焦虑不安。因为他俩都是工人编制，所以企业单位都不愿接收。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于1985年4月第三批将小英调回文山县明胶厂工作。
接着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于1986年1月第四批把小腊调到芦岭林场工作，谁知小腊又找了对象，设法再求人帮忙，于1987年第五批把他的对象调到林场工作。自此，牵肠挂肚，求爹爹告奶奶，为迁移操心劳神的事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焦躁不安、求人最多、与招生争吵最多的几年，要做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啊！
常言道：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千辛万苦把全家都调回来了，又面临着孩子结婚、住房不够的问题。孩子都超过了结婚年龄，可是孩子结婚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又急得要命，遂于一九八四年花4500元买了一套（一厅二室）六十四平方米的商品房，暂且缓解了住房危机。
又托人为孩子找对象、购木头、打家具，忙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冬，长女结婚，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长子小云结婚，一九八九年次子结婚，真是好戏连台，忙坏了招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难问题，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们就在县城黎洞新村买了一块四分八厘七的宅基地，准备建一幢私房，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啊。但按当时的造价，建一幢二层200平方米的房子要二万多元，我们只有三四千元积蓄，只能望“房”兴叹。
1983年后，随着形势的好转，许多台胞、老兵纷纷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了阔别40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撒下了游子最辛酸、最热烈的泪水。
1984年的一天，我们从一个台胞那里得到了三哥张学熙的联系地址，于是赶快给他写了信，不久三哥从岛省岛北回信了，一别四十多年终于有了佳音，令我们兴奋不已。从此，我们与三哥、大哥都联系上了，大家书信不断，诉说着四十年来的相思之情。
1987年，三哥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