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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三、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将一些不属于吕氏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而吕泽的薄封或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使得众大臣对吕后离心离德。吕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即使在史料明显残缺，又认定是受政治斗争牵连，但仍然解释不了为何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于还可能将吕氏之功合并到他的名下的事实。其中原因是否是韩信之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从而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究竟如何，则已无法得其详。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致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类比。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
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欲弄清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功已无可能。但作为一种疑问提出，有助于对当时具体史实之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秦楚之际的战争绝非如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么简单。刘邦军事集团的整个战事，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被弄得模糊不清了。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提高对实际情况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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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封闭”与“街市分离”
汉代沿用周秦以来的“街市分离制”来修建长安城。长安城内，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居民住在一个个由坊墙包围的“坊”里，居民户不得向大街开门，坊门由专职人员把守，按时开闭。全长安16o个坊，“屋室栉比，门巷修直”，堵塞隔断所有坊里间的邪径偏道，不准翻越墙头，坊里不得进行任何商贸活动，入夜实行宵禁，也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动用火烛。商贸市场集中在指定的几个坊里。市坊设坊墙，中设当市楼，有市长等管理人员主管市场的行政与治安。（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全城坊市配置匀称，街衢巷陌，四通八达。全城八条主要街道，平坦宽阔，两头与城门相连。城外护城河上的大桥桥面与街道等宽、齐平，行人几乎觉察不出它是“桥”。中心大街幅宽5o米，全长5公里，称为驰道。驰道中间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一般官人通行，走两边各5米的车马道。驰道两旁，开挖排水沟，遍植榆树、槐树和青松，形成绿色林阴。其外侧又有各宽13米的人行道，作为公众用路。陆机《洛阳记》写道：东汉洛阳“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作土墙，高四丈。唯公卿尚。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城中，皇宫、宗庙、政府机关与达官府邸均为高墙深院，层层套设，戒备森严。这样的城建体制，有利于社会层面控制，有利于城市治安管理。
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列卿之一，由他直接领导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的业务活动。另，皇帝出巡时，其威严盛大的仪仗队，即由中尉所率领之“骑”组成。骑，穿丹黄色衣，出行时尤为引人注目。其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狱）令等，分别负责京城门的守卫启闭稽查任务，分头管领在交通要道口、官府门外的约禁任务、国家兵器库的守卫禁察任务及水牢的管理任务。中尉的属官还有京辅都尉、京县县尉之类，分片巡察地方治安，缉捕盗贼，戒备非常，纠察嫌疑，梳理街道交通、执行宵禁，晚六时至次日晨六时之间，禁止居民无“符传”的通行，禁止未经申报的用火。逢节日或皇帝恩准的特殊日期，开放夜禁，允许百姓上街游乐，称做“金吾不禁”，那是老百姓稍稍开心的日子，平时是被禁锢在坊里内不许任意活动的。执金吾威风，执金之吾好弄权，执金吾的工作也难做。自古京师难治，汉代的长安与洛阳尤称难治，因此人选颇费思量。西汉时，郅都、宁成、减宣、王温舒等有名的酷吏差不多即由此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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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