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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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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的玺和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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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学衍义补》所载：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天子玺，白玉螭虎纽。臣按：此汉天子玺之制也。
《汉旧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封赐、诸侯王书，信玺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汉朝六玺之制，后世率遵而用之。《说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从土。籀文从玉。臣按：玺古上下通用，至秦始专以为天子印章之称。
《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就次玺不封。
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臣按：汉之符节台，即今尚宝司，此设官之始。
汉制，符节令一人，六百石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则在前汉已有符玺郎矣。说者谓符玺令总符玺郎，又赵尧为符玺御史，则符玺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诏书是皇帝下文书的统称，具体包括四种：
第一、策书：
形制：长二尺的简札和长一尺的简札间次编联，编绳两道。
书体多用篆书，只有策免三公才用隶书。
程式是起为年月日，称“皇帝曰”，所以有些三国小说诏书开头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不对，那是明朝以后的事情。
主要用于除封，免罢，使用对象仅仅限于诸侯王和三公。
第二、制书：
用途主要是两个方面：下达给三公，并通过三公下达全国的赦令和赎令；对象为郡太守以上，将军、公卿在内的职官。
程式是起用“制诏某官”内容事项包括赦令、任免令，以及有关指示。
第三、诏书：
三种情况：一是“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是群臣有所奏请，下有司曰“制”，天子签署曰“可”三是“已奏，如书”
主要用于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或者批示文书。
第四、戒敕：
又名戒书，施用对象是刺史、太守和三边营官。
起用“有诏敕某官”
主要用途是督责、敦促官员遵纪守法、勤于职事业。
大约汉武帝时代，废止了御史草诏的制度，而改由尚书官负责。诏书一般由尚书郎起草，尚书令史缮写。然后由尚书仆射、尚书令联合审核，然后再一起校对一遍，确保文字无误，才递交皇帝审核批准。批准后，重新缮写一份，用皇帝玺印和尚书令印共同封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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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和马镫是什么时期发明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ooo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1、“……（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2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3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度可以转化为突击。”4“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5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6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7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8“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9“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10“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11“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12“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13“夏五月，2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虏万余级。”14“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2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2师会。”15“冬，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