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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看中了一个人。
赵汇川，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国字脸，讲起话来声如洪钟。1933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就自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打出宿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后经江上青斡旋，编入盛子瑾的麾下，番号六抗三支队。六抗，是国民党的番号，即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下属的第三支队。父亲是一眼就看上赵汇川了。赵在学生时期曾组织过一个篮球队，取名“赫赫”，四个“赤”字，可见其之激进。后来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平定堡一战负伤六处，可见其之勇猛。
赵行，但他的部队不行。这是一支隶属国民党地方编制，而由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四不像”部队，起自民间，带有浓厚的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父亲有文：“着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灌输红军建军的传统和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他征得盛子瑾同意，借口护送他，把赵汇川的部队拉到彭雪枫部队去参观见学，以连为单位开展结对活动，并派了一大批干部充实进去，最终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从此，赵汇川带领着初建时最早的这支部队，跟随着我父亲转战江淮战场。父亲说起赵汇川来，总是要加一句：“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创建海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他的这段出自草莽的曲折经历，在“文革”中肯定难逃一劫。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样板戏里那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赵小父亲3岁，因备受折磨，先我父亲去世。父亲说过：“我和赵汇川相识相知57年，是生死之交。”他的夫人马如珍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由父亲题写书名《川汇大海》，取其名字“汇川”，意寓风吹浪涌汇入大海。父亲与创业时期这些老同志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赵汇川去世时，父亲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八十三载革命路，身经百战，大智大勇，功勋卓着，一身正气奔大海；
五十七年战友情，并肩抗倭，同创海军，患难与共，满腔悲痛送汇川。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一下睡过去，梦见赵汇川一身戎装，带着一支部队，牵了两匹战马，上前对父亲敬了个军礼说，大将军请上马！遂后两人纵马飞驰而去……
梦，许多人认为荒唐，但我信。
就是这支赵汇川支队，成为夺占皖东北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力量，后来编为9旅27团，解放战争中的华野21军63师189团。另外还有两支队伍：
徐州沦陷后，周围十多个县，一下子涌现出大大小小上百个群众自发的游击队，他们就是陇海南进支队的前身。只要听听他们的名称，就不难想像起家时那种原始的、草莽的特征了：邳县青年义勇队；睢宁救国团；沭阳三县联防自卫队；上马台民众自卫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也叫邳睢铜三角区，那里的青洪帮头面人物夏慕荛把他400人的抗日义勇军交了出来。国民党上校军官胡大勋回到家乡铜山组织了200人的队伍，拥有70条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也加入进来，编成机炮连。徐海行署蔡少衡把行署常备队交过来，编为第八大队。开明士绅朱庆轩组织了400人的队伍，编为独立第4营。这样，陇海南进支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即由300人发展为3个团、7个营，共7000人。1939年9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成立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向华中地区渗透，陇海南进支队编入其中，由江华带进了皖东北。这支队伍的一部分留下来，编入了我父亲的队伍，番号9旅26团，也就是解放战争中的21军63师188团的前身。
再一支是铜山县桃山集的抗日游击队，由孙象涵统领。最初只是80个人，从铁路警察那买了几支枪就起家了。后来并入萧县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被收编过去，整编为游击7大队，由吴法宪带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父亲管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孙象涵叫孙豁子，说他配合的最为得力。独立大队后来扩编为9旅25团，是21军63师187团的前身。
这就是九旅的前身。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仗吗？
鱼沟，1940年的春天。
在九旅刚刚3个月大的时候，那时还不叫九旅，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起名字，就投入了和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一场生死的搏斗，这对久经沙场的我父亲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至今回忆起来情绪上还难免有些激昂。
为了扫灭西部的敌人，半个月来连续打了13仗，部队异常疲惫，父亲说，他决定在西北部山区暂做休整。我那年到现地去考察时已是夏天了，沿灵璧至徐州的公路蜿蜒而过，周围的山不高，确切地说是丘陵，军事上称为中等起伏地。植被茂盛，尤其是高粱长起来后，有很好的遮蔽作用，皖东北像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个隐蔽休整的好地方。鱼沟是个集镇，在它的东南方十来里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个大吊脚，部队利用夜暗，轻装简从，从鬼子尚未形成的合围缝隙中跳出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哪晓得走到鱼沟附近时，被邳睢铜地委书记的李云和拦住，他恳求部队无论如何要多留一天，好掩护地委机关的同志们转移。又是地方政府机关！这几乎和三年前陕北青阳岔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时是胜利班师，没有敌情顾虑；而这次是被鬼子围堵，网一旦撒开，再要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父亲说，在这样的情况面前，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多留的这一天，就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一天。
父亲说：“哪里有把自己同志丢下的道理。我给部队动员，决定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地委机关先撤出去。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围上来了。时村方向是敌人的主力，当面的鱼沟是敌一个中队。我叫赵汇川在时村顶住，自己带一部分先消灭鬼子这个中队。鬼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出击，一下子就被打散了，一部分躲进围子里。我组织攻坚，迫击炮也用上了。鬼子火力很猛，也很顽强，一直打到中午。我真有些急了，在鬼子合围圈里，久拖不决是很危险的。这时，时村那边枪声越打越近了，我感到不对头，赶过去看看吧。一出高粱地，就和鬼子迎头撞上了，几辆坦克和大股部队包抄上来。这时赵汇川他们也撤下来了，正面敌人攻得很凶，顶不住了，一连连长也牺牲了。这就形成了腹背受敌。我说快往山里跑，不要管队形了，分散开往山里撤，越快越好，越分散越好。赵这边撤了，但鱼沟那边露出了空当，敌人从背后卷击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又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时间了，叫通讯员也来不及了，我就拼命往回跑，叫鱼沟那边的部队赶快撤。也是分散开来往山里撤，越快越好。那是一片上千米的开阔地，敌人的机枪猛扫，每一声都像打在我心上，但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有尽快通过去。眼看着部队都撤出去了，我身边只留下几个警卫员。敌人的两辆坦克追上来，紧咬着不放。那是个大平原，有些庄稼，跑得我累坏了，没有了力气。实在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我说放下我，你们快跑。他们怎么能听，就这样又拖又拉……正巧，前面横了条大沟，坦克过不来，救了我们。我想这下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了，但清点人数，一个不少，怪了？当夜，我们就转出去了。”
打一个中队的鬼子都如此费劲？
遗留在档案中油印的字迹告诉了我许多连父亲自己也遗忘的事实：
部队的逃亡从未停止过（两个月差不多逃跑300余人），而战斗伤亡也是不断的有。
在部队中进行了两次审查，洗刷了一些面目不清者，进行了党的教育，战士质量提高了。但最近又有了变化，就是俘虏成分大大增加。26团俘虏占40％～50％，其一连占到70％；27团占35％～40％；25团也占30％。
……
都是本地土医生，不愿随队伍上火线，怕死，不能使伤员早些止血，形成死亡率加多。卫生员都是小鬼，打起仗来就发抖，把棉花药品都丢掉。
27团2营通讯员听说鬼子来了，就把枪丢了。
25团1营3连通讯员，张楼战斗，连长要他送信，他说你枪毙我也不去。
25团3营9连、26团2营5连，黄圩战斗中，擅自撤退，致使战斗受损失。
干部逃亡严重，26团教导员刘民显等十余名，27团逃亡排长以上数名。
全旅除10个老干部外，其余全是新的，能力弱，经验差，但一般政治上还进步。
干部质量不强，军事技术差，尤其射击更差。27团及独立大队东西梁庄战斗，共消耗子弹7000余发，只打死敌人八九十人，平均射死一个敌人需77发子弹，这是相当的浪费。
部队组建时有两个错误：一、只要能够发展，什么人都要，以为只要发展起来，再派干部去洗刷。但并无干部去掌握部队，所以，发展了3000多人，但并未能大部分巩固下来，且纪律很坏，造成以后整理时很大困难。据大概统计，从产生到现在，共发展了10000多人，但现在只有5000多人，只能巩固一半多些。
这就是部队的素质。那么作战方法呢？档案文件告诉我们：
用四轮车造土坦克，加上土坯，三四个人隐蔽在后面推，轻机枪可以射击，一直推到外壕边，几次都发生了作用。
还有火鸡，造法是用老百姓养的母鸡，满身倒上油，先燃上尾巴，着草既（注：即）可烧起来。
利用竹竿手榴弹……
自己造铁弹，用土炮射击，经实验，普通砖墙十炮后即可穿透。
土毒瓦斯，是烧辣椒粉，塞进炮楼内，使敌人吃不消，我即可接近。
（注：以上均摘自《九旅作战文件汇编》）
这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早在一年前，林彪率领由红1军团和红15军团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仗歼灭了日军1000余人，这就是着名的平型关战役。同级的战友们，许多都在抗日的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杨成武率领由红1师改编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黄土岭消灭了日军侵华中将阿部龟秀；陈锡联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10师部队改编的八路军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就是由南方八省健儿组建的新四军也都大多有红军部队的坚实基础，陈毅和傅秋涛的一支队，由湘赣边的红16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1500人构成；张鼎丞和粟裕的二支队由闽西红军和闽粤边红军游击支队，以及浙南红军挺进师构成；张云逸和谭震林的三支队由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闽东红军及红10军团部分组成。与他相隔只有百里之遥的彭雪枫部队，现在也已经可以和敌人进行营团规模的作战了。翻开战史的序列表，八路军总部、115师、129师、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山、吕梁山，等等，有多少父亲同时期的战友，在正规部队里，有领导、有机关、有武器、有后方，甚至还有医院、干部学校、杂志刊物，可他呢？偏偏要一意孤行，脱离主体，游离于大部队之外，来到这个鬼地方，单枪匹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他这是何苦呢？
命运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经受磨难的。
华中抗战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的历史书上，连篇累牍地记述着众多的领导人对发展华中的英明决策。但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就不能给老爷子一支像样的部队吗？现在的历史书只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我真的为我的父亲难受。还是彭雪枫够哥们儿，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借给了我父亲一个团，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母不嫌儿丑，即使是这样一支杂牌军，父亲对它充满了深情，他在当年的作战情况的总结上写到：“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兵团，战斗力不是很强，然而他不仅是坚持皖东北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块根据地基本上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始终在那里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张爱萍《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
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着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着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