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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着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着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培养和加强，部队建设，干部提拔，通常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但九旅呢？它不是红军爸爸和红军妈妈所生，它只是一个孤儿。它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鱼龙混杂、群龙无首，没有人搞得清他的种族和血统。可怜的九旅，它在混沌的世界中呱呱坠地，自己在草莽中艰难地慢慢长大。
现在的九旅还不足3个月呢！但这并不丢人，以一支这样的部队，去抗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忍不拔，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正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我敬重他们。
1988年，我参与组织兰州军区西部－88演习，军委首长和全军的大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军长们都来观摩了。这支由九旅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它的坦克集群，伴随着装甲履带巨大的轰鸣声滚滚而来，它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连太阳都黯淡无光。我想到了皖东北，想到了鱼沟，想到了九旅……我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你们的创始人和前辈当年被日寇的坦克追逐的情景吗？
6 龙争虎斗
皖东北上演的是三国演义。总的格局是：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方。
国民党方面也是三方：上面是安徽省和第五战区的桂系；中间层是皖东北专署盛子瑾和他后面的军统戴笠；底层是桂系支持的县一级的地方实力派，像许志远、雷杰三、黎纯一，以及杀害江上青烈士的恶霸柏逸逊、张海生之流。
共产党方面就更复杂了，是横向的三方：一方是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组建了豫皖苏省委，张爱萍为书记；另一方是北方局山东分局，他们派过来的人又分成三块：为了向南发展，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为书记。又在徐州东南组建了苏皖特委，李浩然为书记。杨纯从山东过来后成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委；第三大部分，是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过来的人，如江上青、吕震球等，他们主要是渗透在国民党政府行署内部。
这还只是党的系统，军队方面呢？中原局所属的彭雪枫游击支队；属于林彪和陈光的115师南下的苏鲁豫支队；属于山东分局的陇海南进支队。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江华进入皖东北，成立了苏皖纵队，南进支队又归他们节制；再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依靠起家的，编在国民党抗敌六区序列的盛子瑾手下的三、四支队，他们由共产党员赵汇川、徐崇福领导。这支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的部队，因为是经安徽省工委策划编排的，当隶属中共安徽省委。
够乱乎的吧？我在听父亲讲述时，也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但战争要求的是高度统一，和指挥上的绝对权威。
大柏围子战斗。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以反共不利为由，将军统系的盛子瑾调离皖东北，而以桂系的马馨亭代之。盛当然不服，老子打下的地盘，凭什么啊！1940年1月，马奉命率部进入皖东北拟强行接管。国民党内讧了！父亲提出“援盛打马”的方针。他规劝大难临头的盛子瑾，进则联合抗日，抵御外侮，和共产党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退，则死路一条，在朋党争立中葬身。人生路口，何去何从，盛专员可要三思啊！据说，盛犹豫再三，反复踱步，是他的夫人帮他下了决心。于是，国共双方，确切地说是张爱萍和盛子瑾联起手来，迎战来犯的马馨亭。
在泗县遭到迎头痛击的马部，龟缩于大土豪柏逸荪盘踞的大柏圩子内，筑垒固守。战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张爱萍指挥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攻击西门；新四军6支队1团和六抗3支队攻于东南。我苏鲁豫支队1大队，因后续部队未跟上，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我遂集中兵力从东、南两面出击，马顽动摇，向西北突围。我遂全线出击，马顽溃逃津浦路西，我全部攻占大柏圩子。此战毙伤俘敌400余人，缴获物资，堆积如山。正值春节，开仓放粮，方圆百里，马驮人背，不少群众得此粮度过春荒。
胜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战史中“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一句，令人顿生疑窦。马馨亭既已放弃外围，凭借城垒固守待援，何以来的外围据点？又何以使他临时改变计划，离开既设的筑垒而轻易出击，以至遭此大败呢？我问父亲，他的说法与战史的出入就很大了：
“几个部队各有各的打算。马馨亭两个团是桂系的主力，天亮了也没打下来。这时，盛子瑾提出要回去，我很生气，三支队赵汇川团留下了，四支队他带走了。我们继续攻。但拂晓时枪声停了，我派人侦察，才知道北边进攻的队伍自己就撤了。这就给了敌人机会，马馨亭得以从那边的口子突出去，奔向灵璧日伪区。我这就叫赵汇川快追，在运动中将他击溃，抓了几百个俘虏。后来才知道，马已经动摇了，认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强攻，后半夜就准备跑了。其实，我们也攻不动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北面的部队撤走了，于是，马就趁此机会溜了。只不过他没有留下掩护的部队，在撤逃中被我追歼。胜利到来的是这样的突然，也许这就是战争，它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较量。然而，胜利把一切都掩盖了。
盛子瑾临阵脱逃不奇怪，跟共产党走，他本来就动摇。但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也这样，能行吗？
就地理位置看，皖东北位于陇海线以南，属于中原局地界，但中原局自己不积极，只是豫皖苏省委书记一人潜入。北边的近邻山东局倒是很积极，派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两支队伍南下进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种，由别人耕种，人家凭什么听你指挥？说到底，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友邻关系。打胜了，功劳是你张爱萍的，打败了，伤亡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着嘛！
装甲兵副司令沙风当年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单位大，复杂，各人自己都想发洋财。”沙风原是萧县县大队的，父亲的部队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过，带着部队就上来支援。后来在攀谈中知道他是从抗大分到华中来的。他想编到我父亲这里来，他说，编不到这里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也许就是当年的缩影——有枪便是草头王！
父亲回忆说：“我从陈光薇（注：杨纯）那里知道，山东省委派金明建立苏皖党委，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建什么组织了。我通过吴法宪的电台给金明发电，希望他南下。”
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8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1939年12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1940年3月28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14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14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19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10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1940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争的舞台造就了多少英雄。共产党内也不例外，向党要兵权的，搞独立拉山头的，占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亲说：“在党的历史上，这种人，早晚是要翻车的！把党的事业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牺牲换来的胜利当成自己向党争功的资本，我历来最鄙视的就是这些人，也从不靠他们的山头。你就看吧，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倒霉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理解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三湾改编，了解古田会议；当然，也包括了解皖东北。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灭了马馨亭，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墙角，这个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刚，终于进入了他自己设计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时已走投无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罪下令通缉他这个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么就投靠共产党吧。父亲挽留他，统战部长刘玉柱劝说他，珍惜以往的友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