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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勒蓬（Le Bon）：《民族心理学》，第33页。——作者
② 爱默生后来定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译者
武士道所刻印在我国国民特别是武士身上的性格，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是毫无疑问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猝然停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达到广大的范围。试想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末“每个人在其血管中至少也有生活于公元1000年时的2000万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民及个人。新日本最显赫的先驱者之一的吉田松阴，在临刑前夕所吟咏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明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却不得不奉献呵，大和魂！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原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并排存在着3个各不相同的日本——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不过刚在精神上诞生，而过渡的日本现在正经历着其最危急的苦闷。”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制度上，是颇为适合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则需要作若干修正。因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
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近来有两三位作者①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建设作出了占有显著比重的贡献。我虽然乐于将荣誉给予应获得荣誉的人，然而上述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比起提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要求来，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大概会对他们的职务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了日本，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但是，圣灵的活动虽属确实，却是神秘的，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传教士等的事业仍然只不过有间接的效用。不，迄今为止，几乎还看不到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形成上所作出的贡献。不，不拘是好是坏，推动我们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观察和研究过远东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从来人类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的、最高级的、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支配的力量”，这是触及到了建设新日本的今天、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的话。
① 斯皮尔（Speer）：《在亚洲的传道与政治》，第4讲，第189～190页；丹尼斯（Dennis）：《基督教传教与社会进化》，第1卷，第32页，第2卷，第70页，等等。——作者
日本的变化乃是全世界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举出武士道来。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以及当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指导我们的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惯的盲目的模仿。
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的汤森先生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它自身发生的。并不是欧洲人教导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文武的组织方法，从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输入了欧洲的大炮一样，日本输入了欧洲的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不是影响，只要不能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影响一样。”先生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使徒、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①
① 汤森（Meredith Townsend）：《亚洲与欧洲》，1900年纽约版，第28页。——作者
汤森先生认识到产生了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国国民本身之中，这的确是卓见，而如果先生更进而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末先生的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地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殖产兴业的考虑则是在改革过程中稍后才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熏陶，今天仍然存在，即便走马观花也能一目了然。如果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的话，自然就明白了。请读一下那位对日本人的心理最有说服力而且最忠实的解释者赫恩（小泉八云）的书，便会知道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武士道的活动的一例。各处的人民都重视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产，这是无须赘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了耐力、不折不挠和勇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①“还有超过它的忠君爱国的国民吗？”这是许多人提出的质问。对此，我们能自豪地回答道：“举世无比！”这乃是武士道所赐。
① 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中，特别请参阅伊斯特莱克（Eastlake）与山田合著的《英雄的日本》；以及戴奥斯（Diosy）的《新近东》。——作者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则尚未做出什么贡献——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对于我国国民的过于重感情、遇事易于激动的性格，我们的名誉感有责任。再者，如果说我国国民有如外国人经常批评的那种妄自尊大的话，那也是名誉心的病态的结果。
外国客人在日本漫游的时候，大概见到过许多蓬头弊衣，手持大手杖或书本，以与世无涉的态度，在大道上昂首阔步的青年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了，诸天也不高。他对宇宙和人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幽玄的智慧的语言。他的眼睛闪耀着功名之火，他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只不过是促使他前进的激励，在他看来，世上的财宝是对他品格的桎梏。他是忠君爱国的宝库，以国民名誉的保卫者自居。列出他所有的美德及缺点，他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熏陶虽然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它是不知不觉的而且是沉默的熏陶。国民的心对其自身所继承的观念一旦提出号召的话，虽然不知为什么，却表示响应。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用新的翻译名词来表达时，和在用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表达时，其效力有着莫大的差异。一个背离了信仰之路的基督徒，牧师怎么忠告也不能从堕落倾向中把他挽救出来，但用他曾一度向主宣誓过的诚实即忠义的观念一打动他，便翻然复归于信仰。“忠义”这个词，使任其降温的一切高尚的感情复燃过来。在某所学校里，以对一个教授不满为由，一群蛮横的青年长期继续罢课，却因校长提出的两个简单质问使解散了。质问是：“诸君的教授是个有价值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诸君就应该尊敬他，并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去推一个要倒的人，就不像个男子汉。”骚动是由于这位教授学力不足开始的，而比起校长所暗示的道德性问题来，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由于这样唤起由武士道所涵养的感情，伟大的道德革新便得以完成。
在我国，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我国历史全然无知。有人说，“有必要去关心异教徒的记载吗？”——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宗教与我们以及我们祖先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割裂开了。嘲弄一国国民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是没有任何记录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自己的手所写的、人类的共同历史的一页。就连那些已经灭亡了的种族，也是应由独具慧眼之士去辨读的古代文献。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来说，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写下的符号，或黑或白，就如同他们的肤色一样，可以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那末黄色人种就是用金色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传教土们无视一国国民的过去经历，主张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是，照我看来，基督教乃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介绍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用一国国民在其道德的发展历程上所熟知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末不管其人种或民族如何，都会很容易地印在他们的心上。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基督教——比起耶酥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来，毋宁说包含了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的恣意妄想的基督教——嫁接到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只是一根幼弱的树芽。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吗？像这样的英勇办法——也许在夏威夷是可能的吧。在那里，据称战斗性的教会在榨取财富和灭绝土著种族方面已取得完全成功。然而，这样的办法在日本却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不，这是耶酥本人在建立其地上王国时所决不会采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牢记那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深邃的学者周伊特所论述的下面的话：
“人们把世界区分为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然而并不去考察在前者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善，而在后者中究竟混杂着多少恶。他们拿自己的最善部分去同邻人的最恶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不寻求公平，而以汇集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的事、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为满足。”①
① 周伊特（Jowett）：《论信仰与教义的讲道集》，第2章。——作者
但是，尽管就个人来说会犯什么样的谬误，他们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根本原理，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所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显示其未来的不祥之兆已弥漫于空中。不仅是征兆而已，而且各种强大势力的活动正在威胁着它。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将来
像欧洲的骑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之间这样能够确切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是少有的。如果认为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末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重演。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道衰落的特殊的地方性原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道起过作用的、比较大的而且此较一般的各种原因，对于武士道的衰微也确实在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欧洲，骑士道脱离封建制度时便为基督教会所养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