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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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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里还存着将来写解放前夕长篇的念头。在山城出了一大堆拍摄电影《红岩》的主意后,就与大家沿嘉陵江上溯至北碚而南充。一路上遍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3月,艾芜他们赴岳池、广安,去华蓥山地区采访,他决定与孔繁祚和一个省报记者,到生活基地武胜烈面看看那里的变化。说好过几日再合拢一同回重庆。

  烈面区委很冷清,再没有两年前电话铃声不断的热闹场面。这里显出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后的一派沉静。过去熟悉的一些干部,二麻哥这个孤老头,大队杜书记,经过了1961年冬天以来的风风雨雨,于今更历练了。说起1962年小春刚有收成,群众饿怕了,收麦子带平小口袋偷偷搓,胡豆地里尽是空壳壳,怎么处罚也制止不住“拿摸”。“我叫大家搓胡豆吃。”二麻哥坐在阶沿边对他讲述。“有人说,嗨,平常尝点新他就骂,今年叫我们吃?!你想,咋不叫他们吃嘛,走路都在打偏偏了。吃了几天,大家走路颠颠的,都飞得起啦。一共吃了三百多斤青胡豆。我说,这下不要偷?他们说哪个还想拿啥!”

  两名妇女干部曹惠芳、陈秀碧,与他长谈了杜书记的为人、婚姻和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他记下一份完整的资料。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结交的农民干部身上。西关公社四名下放支书的座谈,特别是其中的黄勤明的谈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四人中他穿得最差,一件旧棉背心,一顶棉帽,脚下踏着草鞋。但脑筋灵活,说话容易激动,露出调皮神色。他挨过批判,领导的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队,经手半年,社员对他从辱骂变为尊敬。

  区委毛书记陪他乘航标站的划子到西关去看黄勤明。他们先见到西关公社的张书记,谈起过去公开告状的一个姓陈的农民,后来当了张的面如何赞扬黄勤明。那个对话很有趣:“张书记,你给我们选了个好当家人!”姓陈的说。“你不是说,他是来给你们挖坑坑的吗?”张书记故意逗弄他,揭他的短。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怎么没说啦?我记得很清楚,你跑了两根田垅把我叫住说的呢!”

  “哎呀,那时都在那么讲嘛!”

  沙汀发现这个张书记的谈话很生动,很有水平。农村的动作总没有城市快。十中全会的风刚吹到这里,所以,这次对他今后二十年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关农村调查,虽然已经有了所谓“抵制单干风”的内容,但主要还是了解农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

  张书记谈起了黄勤明为什么会遭群众骂。他们队贷了六百斤米准备换红苕藤,这时已是5月底,社员分的小春快吃完,便闹着要分米。黄勤明把米用柜子装起,任凭别人骂他偷吃也不吭声。后来仅用三分之二的米便换齐了苕藤子,过了端阳,担水栽下,才把二百斤余米放出来分给了社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救命的米从他家原秤进,原秤出,不但颗粒未少,还多了二两。群众对他的态度于是大变。黄勤明对沙汀讲过张书记是如何领着大伙渡荒的。1961年打从3月起,这个公社旱了一百三十多天,不少队下了四回种:秧子、红苕、胡萝卜、秋荞,都死光了。西关的田地大多是观音土,秧子秆死了,锄头挖不动,要用钢千戳,撬棍撬,硬是第五次种上了白萝卜,收了!初夏,张还动员三队群众种南瓜,大家哪里有积极性?推说没得种子。张拿来四十斤,一户种三窝。后来全靠这些萝卜、南瓜过了荒年,群众感激得不得了。

  顶住群众的“消极”,还要能顶得住上级的“积极”,才行。沙汀这些天,听到黄、张两人许多抵制工作组瞎指挥的实例。这是未来《木鱼山》的基本素材。

  黄勤明队里抵制硬性条播小麦的办法是这样。上面一检查,群众就装傻:“挖不来沟呀!”工作组找来黄示范挖,“就这样挖吧!”转身还是照老规矩干。后来社员见工作组来了,对黄说:“你赶快去犁田,让我们来对付他!”

  张当农业书记时,尊重社员,不彻底贯彻技术规格,检查团一来就挨批评。到了秋季,他的公社庄稼长得好,他又被提为第一书记。

  可是这样干,是充满危险的。黄勤明向上级反映减产实际情况,“我分的口粮,一天只能吃几两”。就为了这句话,反右倾挨斗,大队支书降为支委。他娶的是地主女儿,这时又被加上包庇地主、贪污换苕种用的大米等恶名,驻社干部利用张书记在县里开会的机会,组织斗争会,让黄跪条凳、跪炭渣,把腿杆、膝头跪得浸出血来。张书记在县里、万年、烈面、西关四个地方都挨过斗。为了他反对公社第一书记五天收完红苕的不切实际的部署,他这个副书记在电话里与顶头上司顶撞,县里责令他检查。

  非常的时刻,一个基层干部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是需要一点中国农民的坚忍性的。沙汀很了解川西的乡民,同样能体会到川东百姓的优良品性。他忘不掉黄勘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呀,有的时候就是磨眼也要钻呢!”

  他体会着这个处在磨石与磨盘之间的滋味,曾想写一篇小说,叫《钻磨眼的人》。后来还是把这句话“送”给《木鱼山》的主人公汪达非了。

  (你解放后也一直在当干部,这里的推崇似乎包含你的心境在内?我不如他们。我经常心与愿违,或者言不由衷。所以我说过基层是“强者的岗位”)

  本年10月下旬,他还去过三台,又一次与王达安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天。参加乡、社各级会议,从旁观察王达安怎样处理日常事务。两人一起同饲养员、邮递员、拖拉机修配员谈话,甚至乘兴喝几杯水酒,使他增进了对这位出色的人的理解。王家每顿都是“搅搅”,社、县为了照顾他,三次送来猪肉,都使他心绪不安。靠了阅读带在身边的契诃夫小说《幸福》、《学生》,才压下烦躁。

  王达安的工作水平常让他吃惊。看王的笔记,字写得比一般大学生都强。王不同意乡里的安排,主张全力把小春种下去,话说得很生动:“雁,已经过了。牛嘴里冒烟烟了。赤脚踩在泥土上已经觉到有点冷,不能再推迟了!”十中全会已经使尊胜有了富农“夺印”,霍家营“阶级斗争”的“经验”。沙汀思想上的弦也绷得紧。但是,王达安讲过的他从1959年到1961年的苦闷心情,还是很能打动他。与西关公社的干部反对浮夸后的遭遇大致一样,王也受过批评,后来在大小会上默无一语,不愿说任何做不到的大话,也不反驳别人。他也是钻在磨眼里了!像西关那种上级突击检查堆肥,就在靠近马路的田野弄些石块垒起,外面用泥糊上的做法,他们也被迫干过,心里是很难受的。

  王达安使他不断联想到张书记和黄勤明。就在尊胜的一天夜里,他感到了创作冲动。用黄勤明的一个故事构成的《煎饼》(又名《隔阂》),已考虑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前后通气的关键:只要把小说里的支书刘家柏留在老太太家吃煎饼的打算,写成是临时的、意外的,一切就妥帖了。心理的曲折度使小说结构摆脱了呆板,一下子定型。

  《煎饼》是他“文革”前最后一篇颇见功力的小说。它定稿在1964年春,搞了将近一年。越来越强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意图,对原来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改造。故事原型在他的札记本里是这样的:黄勤明队上有个生活富裕的养蚕妇女,霸占了工具,不肯把一部分蚕工交劳弱户做。黄几次晓以大义,都置之不理。一天乘她赶场的机会,说服她丈夫把养蚕家具搬了。后来她破口大骂,声称“我以后看到他的影子都要骂一个够”!黄勤明听说了,一个下午,女人正在煎油饼子,他一直走入厨房,笑笑说:“让我帮你烧火,你就尽气力骂。不过,挨骂饿了,油饼子我可要吃的!”硬坐到灶门口去。结果不但没再挨骂,还吃了两三个饼子,连粮票对方都不收。

  这是一个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例子。基本轮廓保留下来,连西关楼房沟的名称、风貌都保留了。这个吵吵闹闹的向大娘却由富裕农民降为贫农,在她的背后安插一个挑拨离间的富裕户谢胡子。小说的价值从现在看反而大大降低。年初下乡获得的东西,到年底下乡重新思考时被扭曲了。

  两次下乡真正积累的生活,从此潜伏下来。这一年,下乡前后都是开会。1963年3月在武胜与艾芜他们会合,回蓉便去北京开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讨论“写十三年”的问题,这对他的两个长篇计划都极不利。巴金从上海来参加文联会议,两人碰头了。朋友们得悉他的身体不好,创作常被打断,婉惜他的处境。天翼、文井、其芳都建议他借用作协总会的力量,请一两年创作假,摆脱省里的工作。文井夫人说他太善良,应该减少顾虑,争取时间写作。巴金终于说服他彻底检查病情。4月末,他与巴金、孔罗荪同车,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上海,住在东湖路招待所。他去参观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大陆新邨的故居,知道离他住过的四达里、德恩里很近,但未能便去凭吊,倒拿出时间帮助在沪演出的川剧团解决吃米的问题。

  5月,利用等待中山医学院床位的空隙,陪巴金夫妇、刘白羽赴杭州做短期休养。碰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在这里。他觉得有些紧张,就像小孩子背着家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巴金自告奋勇去说明他的病情,这才恢复了他的游兴。

  夜晚,从临湖的杭州饭店出来,同巴金在苏堤漫步。想起青年时代两次与玉颀避居此地,写出他的第一批作品,恍然若梦。

  延安时期认识的陈学昭来看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你看我犯了大错误”,眼泪汪汪的。他不知道这个文静的留法女性如何会成为“右派”,安慰的话脱口而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好像犯错的不是陈,倒是自己。

  本地主人九姑(方令孺)赏饭,席间有一怪菜,名“三杯鸡”。很久以后,他想起了这道菜,好事地写信给李济生转问巴公,是否记得九姑介绍的做法。据说,巴金一口气说出来:一杯香油、一杯老酒、一杯酱油,不加水,将鸡砍烂放入干蒸即成。从此,他总忘不了这个菜,忘不了巴金的记性。

  返回上海,他住进中山医学院的十二号病房。十七天的时间里,检查了鼻子(出气时常受阻。大夫十分健谈,就是没谈气紧算什么病)、心脏,(几天前刚与巴金、萧芜登上杭州六合塔第四层。一大群人只上去四个,看来这个部位还成)、神经(会诊:严格意义上你没有患神经官能症。失眠只要加强调节)、肠胃(为何时常泻肚、疼?“胃溃疡十年不犯,不会有问题”。林院长是专家,其话可信,虽然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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