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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宣布他是个没有重大病症的病人！这使他一阵轻松。巴金临时被派往越南访问，于是两人再次同行赴京。在邵荃麟的干预之下，四川批准他的要求，先行休养半年，然后搞创作。他精神愉快地回去。这些天他长了三斤分量。从体重计走下来穿鞋，他幽默了一下：“只长了一双鞋重！”
没料到，他如同重获生命力一样，很快下乡到三台王达安处同吃同住，11月7日被召回，正准备当年第三次进京开会，玉颀却病了！
玉颀肚痛由来已久。谁也不把她看成是比沙汀病重的人。可是最近有些蹊跷，健胃止疼的药吃下去顶不住，人虚弱得不行。
11月9日，他决定陪她诊病。与中医学院联系后，知道相识的医生在省政协开会，便冒雨去那里按脉。过了两天，她稍好了些，两人还去春熙路散过步。所以，13日6时半起来，虽然玉颀不能送他，他并没有十分担心。在床前反复叮咛她要按时去医学院门诊部检查，便驱车前往郊区机场。
飞机一直到9时5分才起飞。因为这天凌晨，成都上空大雾弥漫，久久不散。近处机场的指挥塔都时隐时现。从停机坪侵入候机厅玻璃窗内的湿气，带着一股新鲜的腥味。他觉得两小时等待某种吉凶未卜的前景，犹如等待了一世纪！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此辉煌隆重！毛泽东、刘少奇到会，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做报告。赵树理在人民代表如潮涌出会场的当口，只说了一句他的《一场风波》“比《夺印》自然”，便被冲散。后来在作协相聚，大谈了一阵双方都视为生命的农村。
回到成都，听说玉颀患的是肠胃癌的一刹那感觉，金易迸射天外，大陆急沉海底，他失去知觉地站立着。这是一个人无法上诉的终审判决？！
记不起1964年的元旦是如何熬过的。
只记得盼救星一样，盼望巴金寄来药物。有人告诉他，日本有一种新药“四列（丝裂）霉素”，很有效用。他便写信到上海、广州询问能否在国内购到。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拢日本友人相助。正在上海办工业展览的日本代表团秘书长押川，和沙汀访日时为他们做过秘书的年轻日本朋友宫石，都十分友好，紧急打电报回国买好药，空运上海。药是1月8日自东京寄出的，本说一星期到达四川却未到达。这时，上海、成都两地信电交驰，可以想象当事人的心情。1964年1月14日巴金致沙汀：“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
1964年1月15日沙汀致巴金：“丝裂霉素即承宫石由日本寄出，可能还得一些日子方能寄到。……医院一个星期多前，即已开始注射一种美国特效药，反应不大，效果还好，尚可应付一段时间。”
1964年1月24日巴金致沙汀：“信、电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1964年1月31日沙汀致巴金电报：“药已收到至感至感”。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朋友，对你的片言只字，连一封见不到手迹的电文，都保存完好。这张沙汀八个字的电报，便一直收藏在武康路一一三号巴寓书房里。沙汀接到药，是知道它所包含的份量的。
但妻子的病实在太深沉了。世上已没有能对她起死回生的药。到了在“川医”动手术的那天，大家怕他受不住，只让杨礼守在母亲身边。他上午仍是开会。此时只有工作能转移那种生与死的焦虑。10点多钟，文联一位去城外打靶的同志捎回杨礼的话：手术做完，没有发生差错，母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礼儿是把它当作“喜讯”传来的。他一听，立刻靠在沙发上，几乎连知觉都失去了！他预感到一个大手术这么快做完，是更大的凶讯。
下午，他的预感被证实。他觉得心被挖空。杨礼震惊得失声哭出来！
最末的印象是病床上热水袋围满玉颀小小的身形。她变得越来越小。满屋的玻璃管、玻璃瓶子都在挤压她。尤其怕这一切消失干净，像一年前第三次走入劼人病房所看到的景况。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劼人逝世那天，玉颀曾经怎样的欷叹息。现在，3月8日以后，终于，一个湿热的身子化为一个冰冷的方盒，置于他们（？）卧室的案头。
无法用文字来告诉重庆读书的两个女儿，他为何没能把她们的母亲留住。他专程去了一次重庆。刚颀乍听到消息，悲痛得将头在墙壁上直撞。刚虹则躲到一个角落，暗自饮泣。任白戈闻讯跑到住地来探望他们，对孩子讲述自己少年失母，父亲在外谋生，只靠祖母照料活下来的经历。好言的慰劝使孩子稍稍平静。平日稚气的两个女儿一天之内长大，变得懂事。
他对亡妻满怀怜爱。五十岁早逝，太叫他痛惜。玉颀在世时，两人尽管有家庭日常的争执，一旦她撒手而去，便觉出对于他晚年的感情生活——这一份他青年时代争取来的爱情，是无法替代的。
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来信，声称与他并未真正离婚。现在年岁也都老了，她准备从安县来成都看他。他觉得十分尴尬。他能理解前妻的好意，但心里无法容纳。大女儿刚俊又一次出面为父亲解围。刚俊来信的语言很直率，拒绝了父亲出生活费养活生母的提议。她说，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成分的母亲送回故乡。但她认为，母亲在娘家、夫家都处从属地位，是旧社会的牺牲品。长达六页信纸的刚俊批评，使他高兴。他很满意这个原则性很强的长女。他也同情李增峨，但历史已无法重新写过。
这个危机虽然度过，没有主妇的家庭毕竟是倾斜的。同年12月在北京开会，周立波、严文井力劝他“重建生活”，他都婉拒了。巴金是最早写信慰问他的人，劝他换换环境，排除郁结。也劝他等小儿子高中毕业，“总得有个人照顾才行”①。到1966年4月2日的信里，巴金表示理解他的心思，“这种事情应当由自己考虑”。尊重他不续弦的抉择，不再规劝了。
（你认为再婚会亵渎你和玉颀的感情？会对不起她吗？我还不至于这样封建。我是认为必须找个能了解自己的人才行。我赞成曹禺与京剧演员李玉茹的结合，那是多年知音的结合。自己如果有这种对象，也可考虑。但如果没有，不如洁身自守）
玉颀逝世周年快到了。前一个星期，他便发了个愿，要买一只好花瓶，插上花，摆在她面前。每天吃罢晚饭，就到附近的寄卖行转。有时一直走到盐市口人民商场，去看瓷器铺里的瓶瓶罐罐。他很挑剔，总想买个能让玉颀称心的才行。3月3日，他终于在春熙路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个青花瓶子回来，洗净，灌水，插上一枝海棠，摆在骨灰盒前。他相信她能知道他的心情，他怀念她。
3月14日是旧历花朝，这是玉颀的生日。他又一个人跑到花店看花。回来一个人喝酒。对玉颀最喜欢吃的苕菜，不敢下筷去尝。下午又去买花，觉得茶花像是弄虚作假，最后买了一束洋兰草回来插上了。
又过了一年。
玉颀逝世两周年了。这真正叫人有一些不相信！
昨晚上跑几处花店买花，可都没有好的，人民商场一家，说是今天会有一批水仙发卖。我问了问开门的时间，今天11点钟，我就赶紧去了。
从盐市口回来，已经12点过了。刘大娘在摆饭了，但我没有忙着吃饭，不慌不忙的，一直到把水仙在花瓶插好了，又左看右看，近看远看，感觉一切都很恰当，才去吃饭。当然，这也许是可笑的，……①（玉颀会欣赏你买的不俗气的花瓶和花的。她和我们都不会笑你，只会敬重你。敬重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君子）
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创造，爱，奋斗，包括当前规定要搞的“阶级斗争”。
文化界局势日趋严重。陈翔鹤的《广陵散》是他当面称赞过的小说。先前的《陶渊明写〈挽歌〉》，使他忆起翔鹤抗战中常说的陶潜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们讨论过陶的《自祭文》，对于那种苍凉、从容的将生死归之于自然的观念，他理解得不如老友深切。翔鹤第三篇本要写五代的唐庄宗，与他交谈过，他感到历史小说的当代性很易遭受误解，曾与张天翼一起劝其停笔。现在这两篇小说都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影射现实的，他心目中自认的“正规历史小说”的概念受到了冲击。
他想起1963年与翔鹤在北京的东四用午饭。路上翔鹤告诉他，玉颀、刚虹大称赞《广陵散》一篇，使其非常感动。他初听有些吃惊，玉颀和刚虹算是什么评论权威，居然会使他如此兴奋。但他顿然领悟了，这些小说渗透了老友多年寂寞的心境，而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呀！
接下来，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夏衍、荒煤成为被批判对象，他被震动。荒煤1965年被逐出文化部，下放到重庆。亏得荒煤是个放达之人，两人相见，反是三十年相识以来谈得最为畅快的一次。他觉得人一旦不居官位，才更见本色。
就在文艺界不断震荡之中，艾芜下决心全家迁来成都。他是一向主张艾芜回川的。1960年，为了艾芜临时变卦不回来，曾闹得不痛快。1985年1月，他帮艾芜找房子，安置在新南门外十七号大院里面。他要省文联总务科特意为他配了一把艾芜大院的钥匙，以便随时去他那里不必高声叫门。
自玉颀逝世，他空前的孤寂。艾芜的回归使他感情上特别贴近。艾芜以郫县安德乡为点参加“四清”，写作的劲头总是那么旺盛，对世上其他事看得十分淡薄。居然吃素，连鸡蛋都不入口。沙汀经常是人间苦恼集于一身，极愿与老朋友多谈谈的。春节，艾芜从新繁老家回来，两人没有谈拢。艾芜执意马上回郫县，他怅然地送他到老西门。下公共汽车被挤散，四处找艾芜，想说告别的话，蓦回首，艾芜已经提了网袋挤上一辆待发的长途车。在一片嘈杂声中，只看见对方的嘴唇在动弹，车就开动了。他满怀着惜别之情。
之后，他到郫县去过，送艾芜回来治过腿疾。艾芜也来成都，为了办一个农村文化室，抱走了他的旧书、旧报、旧杂志。
6月，艾芜又一次回城。由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中不断受到责难，两个朋友突然找到了话题。谈共同熟悉的中国作家，谈共同喜欢的作品，谈如何对待个人委屈和受委屈的老朋友，谈自己的温情主义，一直谈到家庭、子女。谈话的闸门打开就收不住。艾芜在他家有时一呆便是一天。晚饭后两人还会步行走到人民公园（少城公园），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在盐道街省一师读书时常来之地。他们回忆着，一路指指点点。疲乏了，坐一部三轮车回新巷子（比乘小轿车有味）。洗了把脸，又谈起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直到深夜。
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艾芜了，又用车陪他回郫县。艾芜留他在公社吃饭，到快要上车的时候，还在耳边叨咕：“饭馆里有青椒肉丝呢！”这十几天的相处，使两个朋友都很激动。比起前几年的川东、云贵之行，1965年的融洽程度，让沙汀感到当年两人在上海住亭子间的生活又回来了！
也许是一种共同的回顾与前瞻，把两人吸引住的。大风暴来临之前，他们都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艾芜想写一部关于“四清”的长篇。沙汀在酝酿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总题目，想把在西关和尊胜看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写进一组短篇里。
拟好的篇目有：1．抗旱；2．四十包玉米；3．籽种（黄勤明保好籽种的斗争）；4．贷粮（杜书记被迫借口粮）；5．结婚；6．抢收；7．改造（杜书记派一个诨名“小偷”的孤儿看守红苕）。
但是，被接连传来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品，三十年代文艺要重新估价，五六十个作家要受批判等消息所惊动，变得不知所措。他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人黄瘦得不行，牙疼，失眠，哮喘，白血球骤减。查出肝病本应减酒或戒酒，偏偏越发嗜酒如命。
革命现代戏的风行，给他这个“川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