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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她对事业的执着令我对她更加敬佩，更加爱她，我对她的爱与日俱增，”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关系变得“紧张”。曼德拉并没有详细解释，但在场的每位记者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突然，曼德拉从桌子旁站了起来，说出开头那句话，然后步出大厅，新闻发布会就在这种尴尬而沉寂的气氛中结束了。没有人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于涉嫌绑架四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尽管如此，她也承认这些指控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陷于一种“尴尬境地”。
对于他们分居这件事，很少有人同情诺姆扎莫·扎基韦·温妮弗来德·曼德拉。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纳尔逊流下泪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压倒多数的人以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落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而正是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在他刚刚获释时甚至把她作为偶像。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比家庭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1992年10月下旬，在参加女儿津姬的婚礼时他对宾客们说，著名的自由主义战士似乎注定要亲眼看着家庭生活“完全陷入动荡”。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如此。
曼德拉和温妮于1958年月6结婚，那时他正接受第一次判国罪审判。自那以后，他们两个除了作为斗争的神话和象征外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1961年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工作，1962年间被捕坐牢，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因此，在他们俩34年的正式婚姻中，他和温妮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4年，其中两年是在他被监禁前，两年是在他出狱后。这是以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战场、作背景的婚姻，而他终于成为这场斗争的另一牺牲者。如果不是温妮，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泽妮和津姬，她俩也是一样。在津姬的婚礼上，他仔细思考了令人心酸的家庭生活，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我们眼看着孩子们在没有自己的指导下成长，而当我出狱时，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会回家。我们的父亲回来了，但令我们沮丧的是，他天天离开我们，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之父。”曼德拉说他常常考虑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代价，但最后他总是得出结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应做出的正确决择。”
1991年春季和夏季，曼德拉的权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他的妻子在政治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他失去了对非国大的控制。在这一对“孪生兄弟”问题面前，他显得形单影只。只有对事业、使命的信念支撑他挺了过来。德克勒克已经让他大为失望，与南非白人领导建立一种密切、特殊的关系的希望被粉碎了。现在又轮到他妻子和非国大，他们也滑离了他的控制。
重获自由的曼德拉面临各种挑战，但没有哪种挑战比对付自己妻子的挑战更令人劳神费力。温妮不仅是纳尔逊感情上唯一致命的弱点，而且她已经成为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逐渐失去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如何处理温妮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就像曼德拉释放前在民主联合阵线内部一样。它把曼德拉推向另一种领袖能力的考验，对这种考验他反应迟钝，因为长期把温妮一个人留在家里应付各种危险使他对温妮负有很强的内疚感，这一感觉使他看不到真相。最后，只有纳尔逊能够解决温妮给他和非国大制造的这一“两难问题”，但是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温妮的阴暗面并最终把自己从负疚感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温妮毫不留情地利用他的负疚感来复活她自己的事业，给他和非国大在政治上造成极大损害。曼德拉不知不觉卷入温妮的阴谋中，她想把自己变成南非的女皇。他甚至对她的性丑闻保持谨慎的沉默，而此时全国人民都在谈论她。直到温妮毫无节制的不良品行令他都难以忍受时，他才屈服于狂怒的非国大官员施加的压力，这些官员担心她正在使整个非国大领导层陷于崩溃边缘，而且她正在毁掉“妇女联盟”。
从曼德拉出狱的那天起，他的婚姻的命运就成为全国人民谈论、猜测的话题。1990年2月15日，《约翰内斯堡星报》采访了几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们预言曼德拉前面的路还很崎岖。曼德拉与温妮共享的时光太短暂了，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夫妇两人分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发现自己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温妮的爱是那种“尊重型的，而不是激情型或渴望型的”，她这种感情与一个虔诚的教徒对“圣人殉道者”的那种感情类似，这是心理学家大卫·刘易斯的观点。大卫还预计，温妮的国际声望会被曼德拉更高的声望所遮蔽，她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退到一旁做配角，而这对她来说感情上要经历剧烈调整来适应。时间证明这些预测是对的。温妮对这种“调整”或其他调整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随着她的所做所为越来越偏离正轨，非国大和黑人民众普遍认为她应该为曼德拉的婚姻破裂而受责，尽管对任何女人来说，与一个同样是人的神话般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温妮并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差得太远了。即使在曼德拉释放之后，她仍把自己看成是政治上高不可及的人物，不仅凌驾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法律之上，而且凌驾于自己所在组织的纪律和规章之上。因此，在他们分居前我们一直看到这种丑恶的景象——她操纵、利用纳尔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给纳尔逊造成了巨大的感情痛苦，也在政治上破坏了非国大的形象。她对权力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她甚至把曼德拉作为她的计划中的人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她更谨慎地实施她的计谋，不那么露骨而无耻，她很可能会得到她想要的一切。温妮拥有成为黑人统治的南非的第一位“第一夫人”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位置将确立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曼德拉死后，如能利用公众爆发出的对她的同情这股力量，她甚至有可能成为总统，但她毁了这一切。
温妮控制不了自己的邪恶的冲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性问题上她都要得到立即满足。她在城镇里的崇拜者称她做起事来就像一头母象。但她更像一头离开母牛的小牛，决心用犄角撞翻挡住去路的任何障碍物。她对权力、地位、在非国大的特权胃口大得惊人，如使自己当选为六个委员会的委员。总的看来，温妮已经形成了一种分离的个性。有时她慷慨大方、彬彬有礼，对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关怀备至，她常常是第一个——有时是唯一地——奔赴现场的非国大官员，抚慰那些在最近的事件中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人。她个性中阴暗的一面是脾气极坏，毫无征兆地为一点小事对朋友和敌人大发雷霆。她可能会向所有人发脾气，没有人能幸免。她甚至打过非国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坦博·姆贝基一个耳光，因为他藐视她。1991年早些时候对她的审判显露出她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顽固，而且显然是津津有味地沉浸在非法的在城镇谋财害命当中。大量证据表明她同意，甚至可能是命令谋杀了不计其数的真实和假想的敌人、对手。在她周围聚集起一帮城镇暴徒、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和拍马屁的人，而那些品行良好，打算帮助她的人通常会发现自己“近墨者黑”了。
对温妮的不良品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精神分袭症、酗酒、长期遭受迫害或夸大妄想症。国外新闻界已经把她塑造成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化身，在全世界树立起她殉道者的形象。当这些媒介越来越多地报道她在城镇里的所作所为时，她又毁掉了自己塑造的圣人形象。在媒体面前荣耀丧失殆尽会不会对温妮的精神产生影响呢？我相信类似的经历影响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在他1981年10日被伊斯兰狂热分子暗杀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眼见他渐渐地变得歇斯底里。萨达特不明白在自己国家内部严厉打击日益发展壮大的伊斯兰反对派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种批评是一面镜子，但是由于多年来一直被美国人看做英雄受到推崇的萨达特却不能照一照镜子。像萨达特一样，在享受了多年殉道者般的荣誉之后，温妮也无法应付对她行为的日益高涨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或哪几种原因造成的，到1990年年底温妮·曼德拉看起来真的是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她受对权力和荣誉的无法控制的欲望之驱使，而且与当局的对抗使她更加强硬，温妮已经决意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她使自己周围的所有人、所有东西都陷于堕落，但最令人不能宽恕的是，她残忍地利用和羞辱了纳尔逊，这位她声称一直崇拜的男人。
大多数研究“温妮现象”的人似乎都同意：温妮一生中的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5月。自1962年起她不停地受到禁锢，还在单人牢房里度过17个月。1977年5月她最终被政府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偏僻小村子——布兰德福特，该村位于阿非利卡人农业区的中心。温妮受的折磨激起人们巨大的同情，当她在当地邮局和食品杂货店公然蔑视种族隔离的法律时，这种同情变成了崇拜。她甚至设法在布兰德福特外面的一个黑人城镇里组织了一次农场工人罢工。
如果在布兰德福特的经历强化了她蔑视种族隔离制度的意愿，那里的另外一些东西却在悄悄吞噬着她的神经。八年与世隔绝，孤独的斗争破坏了她的精神平衡。有些记者研究了温妮在去布兰德福特和从那回来后的行为，他们强调指出1985年8月她回到索韦托时已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那时她开始酗酒，已经有点问题。但是长年与阴谋、警察奸细和周围背叛她的人打交道，她变得满腹怨气，什么都猜疑，已经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布兰德福特当地警察局挑唆一伙年轻人洗劫了温妮的两间房子，因此温妮不顾禁令离开了那里。她利用这一事件大胆地搬回在索韦托的奥兰多西区的自己的住处，完全不顾当局的阻挠，她最后侥幸成功。于是她又回到了城镇政治运动中，正是此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许多城镇试图建立“解放区”，由一帮年轻人领导各街区委员会，他们随时准备用石块、木棒和燃烧瓶对付警察。南非抵抗运动的斗士们设计出他们自己的恐怖的惩罚措施——用绳子勒死那些告密者。温妮也因她1986年5月发表的声明而名声不佳，她说：“用我们的火柴和绞索解放全南非。”1986年6月，在泽妮回到索韦托后不到一小时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正是在这种城镇起义和警方大力镇压的环境下，温妮成立了“曼德拉联合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