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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城镇起义和警方大力镇压的环境下，温妮成立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这酿成了她的一大罪过。那时在城镇里以著名的反种族主义领袖命名足球俱乐部极为盛行。温妮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政治活跃分子，收留了许多被政治逼得无家可归的青年人，在她的资助下成立一家俱乐部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在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犯罪活动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温妮周围这帮暴徒打着“斗争”的旗号，成帮结伙地在邻近社区内索要保护费并制定他们自己的帮规。这样，历史上反对派秘密社团在家长制活动方式下经常出现的蜕化与堕落的悲剧——犹如意大利的烧炭党之蜕变为黑手党、哥伦比亚的“解放军”蜕变为贩毒团伙、我国清代白莲教蜕变为青红帮一样——也在南非黑人中发生了，而温妮不幸成了这一悲剧的主角。
1990年9月21日，伦敦《独立》报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是如何成立的以及它如何从踢足球转向“踢”解放运动。俱乐部一位发起人莱多萨迪·伊卡能对《独立》报记者说，1980年温妮试图平息两个对立帮派间的打斗，每伙有大约二十几个“同志”，于是成立了足球俱乐部。两帮青年人都接受了温妮的建议，放下手中的斧头，在她资助下成立了一家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人搬进了曼德拉在索韦托尔普克鲁夫的另一处住所的后院。伊卡能说，足球俱乐部在转向政治和犯罪活动前的确踢过几场足球比赛。1987年1月的晚些时候，警察逮捕了住在温妮家后院的那伙人，因为他们涉嫌谋杀。当温妮试图利用俱乐部成员作为“巩固她地位的人”来扩大她在索韦托的政治影响时，俱乐部的情形更加恶化了。在她的资助和“教练”杰里·查里森的铁腕下，他们成立一个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对受害者进行审判，有时甚至判处他们死刑。《独立》报有证据表明，温妮和俱乐部与16名索韦托居民的被杀有关，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十几岁的青年人。到1991年早些时候温妮出庭受审时为止，足球俱乐部已有4名成员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死囚牢房，其中就有“教练”查理森，他与12起谋杀案有关。
14岁的城镇少年抵抗英雄斯通比·莫凯恩·塞佩被杀，这一事件使问题白热化。反种族隔离群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在对待温妮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因为她在黑人社会获得“民族之母”的地位。在温妮和足球俱乐部周围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不论是当地还是国际媒体对她和俱乐部的恣意妄为的举动几乎都不发一言，大家都担心这种批评只会使反种族隔离斗争声名扫地。诺玛泥达·马丝安妮是一位黑人记者，她为之工作的期刊《前线文件》已经停办。她是当地唯一一位对“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进行质疑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威廉·克莱伯恩是为数不多报道温妮身边人的可疑行为的外国记者之一。1987年2月26日，《邮报》刊登了他的文章，他描述了前一天年轻黑人们如何向温妮在奥兰多西区的住宅掷石块。扔石头的这伙学生来自达利翁葛中学，温妮的足球俱乐部占了一块有争议的足球场地，把这帮中学生给赶走了，他们就用掷石块的办法报复。克莱伯恩提醒读者注意，这已经不是大众第一次对温妮表示不满了。前一年的12月份，开普敦本地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妇女承认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温妮却对她进行祝福，这大大激怒了周围人群，他们向她抛掷软饮料罐、垃圾和沙子。
斯通比被谋杀打破了保护温妮的“沉默之情”。斯通比和另外3个男孩在奥兰多西区离温妮住所不远的卫理公会教堂牧师住宅处被绑架。这一次温妮与教会进行较量，而这一教堂恰好在支持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方面不遗余力。尽管她自己也是一名卫理会教徒，但她与教堂的牧师保尔·维恩争吵过，而和保尔住在一起的也有一群无家可归的青年人。温妮的朋友科萨莉斯瓦·法拉蒂是牧师住宅的女管家，她向温妮告了保尔的状，温妮错误地、过分严重地对保尔采取了措施，而后来证明法拉蒂疯病很严重。法拉蒂告诉温妮说保尔对许多和他住在一起的男孩进行调戏，还说应该做点什么把他们从保尔的鸡奸中解救出来。
于是温妮告诉法拉蒂和理查森去组织“营救”工作。1988年12月29日晚上，他俩动手了，把4名吓坏了的青年人带回到温妮在迪普鲁夫住处的后院。在那里，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对他们四人进行了审讯，毫不留情地毒打他们，让他们写字据承认维恩的鸡奸行为。斯通比受到了特殊对待，因为温妮一伙人认为他是警察的人。审讯完毕他已奄奄一息，三天后的一个夜晚“教练”查里森把他带走了，用刀子结束了他的生命。1989年1月6日，人们在索韦托一块空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第二天，另一名被绑架的受害者肯尼斯·克卡塞在温妮住宅外进行“警卫”时逃了出来，他马上向卫理会的长老们报告了他和他的3名伙伴的事。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决定制止温妮的荒唐行径。
1989年1月下旬，温妮在群众民主运动的同事们在索韦托对她进行审判。审判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约翰内斯堡和索韦托的秘密会议上进行的，每次都把秘密的备忘录送到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人手中。温妮曾在索韦托自己家中进行“人民法庭”审判，而现在她自己也要接受同样的审判。但她拒绝合作或承认她和她的俱乐部做了什么错事。对民主运动和索韦托的领导人来说，很难裁决“民族之母”有罪并应受“惩罚”，并再一次对她进行政治上或肉体上的放逐。很显然温妮事件已成为全国性的丑闻，这正中了白人当局的下怀，他们一直迫切地盼望能有机会使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声名扫地。
对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考验他们领导能力的严峻时刻。1988年8月另一帮与温妮的足球俱乐部不合的人向温妮在维拉凯兹街的住宅投掷了燃烧弹，为此，非国大专门成立了“曼德拉危机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邻居们没有人帮助灭火，这也反映了人们的情绪。）现在这一委员会作为“法律”来对温妮进行审判，法官们包括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如西里尔·拉马弗萨，“全国矿工联盟”秘书长；弗兰查·施坎尼牧师，南非教会理事会总书记；奥布瑞·莫考那，“释放曼德拉运动”领导人；以及其他著名的教会领袖。卫理公会的彼德·斯乌瑞主教并不是“危机委员会”成员，但他后来说，他参加了1月9日至16日的35次会议，大家从各个角度试图解决“温妮危机”。委员会不断地咨询在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人，并通过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与纳尔逊本人协商。在曼德拉的亲自干预下温妮才终于同意释放加布瑞尔·麦克韦和萨比索·莫诺，另外两名被绑架而且仍被拘禁在温妮那里的青年人。
1989年1月中旬“危机委员会”在送给非国大主席坦博的一份备忘录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温妮的住处确实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非国大成员极为痛苦。委员会从一名俱乐部成员卡提扎·塞比克胡鲁那里获得了关于绑架的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卡提扎说，他确实参与了殴打4名男孩。在人们还没有确定斯通比到底怎么样了时，卡提扎讲述了发生的故事，说4名男孩都受到“毒打”，而且他相信斯通比已经死了。在卡提扎供词的基础上，委员会于1月16日晚召开了由所有索韦托团体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之前麦克韦和莫诺已交给斯乌瑞主教监护。两名男孩证实了塞比胡鲁的供词。（1991年审判温妮时，一位医生证实麦克韦至少挨了19鞭子，他的背部、臀部、胸部、脸和眼都挨了皮鞭。这位医生还发现莫诺身上至少有15处鞭伤。）两个男孩还告诉委员会，温妮首先亲自动手，对他们连踢带打。当他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们被逼着擦去审讯室墙上和地板上的他们自己的血迹。然后他们被迫为俱乐部做警卫和清洁工。
这一事件发生两天后，委员会才得出全部情况；而两年之后约翰内斯堡一家法庭才得到同样的证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温妮逐出黑人政坛，委员会做出决议：“所有进步组织都不应再给她提供讲坛，而且命令她立即退出。”最后，委员会要求温妮“不要再给别人造成她是代表人民利益讲话这一印象”，而且委员会建议所有“进步律师”都不要再帮助她。
当有人通知温妮会议决议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其权威性，并要求得到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她看起来认为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论是对‘危机委员会’还是对社会她都表现出极度的蔑视。”有人对奥利弗·坦博这样说。委员会恳请坦博予以指导，怎样对待“正在我们眼前发展的这一令人恐怖的新局势”。并问他是否有什么办法使温妮改过自新。温妮威胁说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非国大，这一步骤将对整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在曼德拉获释后，温妮不厌其烦地运用这一近似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对付她在非国大内部的对手们。
但是，运动领导人们得到了卢萨卡非国大总部的支持，并且至少得到纳尔逊的默许，因而没有退缩。2月16日，南非两大主要的合法黑人政治及工会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正式把温妮开除出运动组织，因为她“滥用了黑人社会对她的信任和信心”。他们说，“曼德拉夫人的举动使她与各阶层被压迫人民以及整个群众民主运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声明实际上指控她绑架并殴打了四名年轻人：“有些人打着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旗号违背、侵犯人权，我们不准备对此保持沉默……同此，群众民主运动与曼德拉夫人和她的行动拉开了距离。”“我们号召我们的人民，尤其是索韦托地区的黑人同胞们，用一种尊严的方式拉开这种距离。”温妮保持沉默，但她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联合民主阵线”中促成她倒台的那些人。1990年2月她的丈夫将获释，她会伺机报复他们的。
正是在这种暴风雨般的背景下，1991年2月4日开始对温妮进行正式审判。地点是约翰内斯堡的兰特最高法院，隔壁便是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楼，对其权威她亦不屑一顾。温妮和曼德拉都坚称，只要她能“有一天在法庭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能证明对她的所有指控都是假的，她是清白无辜的。她终于有了这一天。审判持续了14周，一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对整个非国大以及曼德拉全家来说，简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这次审判在非国大全国执委员会成员中划了一条线，把忠于曼德拉一家和忠于更广泛的非国大利益的成员分成两部分。开始，纳尔逊说服他的老战友们支持温妮，并试图使整个执委会支持她的事业。温妮的支持者想把这次审判描绘成另一个纯粹出于政治目的对她进行种族隔离迫害的例子。开始时，非国大执委们站在温妮一边，但不久就改变了立场，宣布不再支持曼德拉夫妇，并在政治上与温妮拉开距离。最后，执委们甚至对白人种族制度法庭来审判非国大主席的妻子都不再表示异议。
温妮组织了一支辩护律师队伍，成员引人注目。辩护队伍的领头人是乔治·比泽斯，他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曼德拉的审判进行辩护，在反种族歧视圈子里很受尊敬。乔治是非国大和曼德拉的常务律师，因此选他为温妮辩护毫不奇怪。但温妮还想展示对她的政治支持超出了非国大，于是她聘请迪克冈·莫塞尼克，著名的“泛非洲人大会”领袖（他成为泛非大的副主席）来协助比泽斯。她还坚持请达利·姆波夫加入辩护队，那时他只是一名29岁的律师方面的生手，姆波夫唯一的声望来自他是温妮并不秘密的情人。
审判开始时，温妮的政治崇拜者组织活动对她表示大力支持。“妇女联盟”的成员穿着非国大的黑色、金黄色和绿色服装，出现在法庭土为她喝彩，其中一些人占据了审判大厅的后面几排座拉而且一直待在那里，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团。在法庭外面，他们唱着：“民族之母，我们与你同在。”“温妮，我们爱你！”“非国大万岁！”温妮还组织了“支持温妮·曼德拉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她长期的朋友和崇拜者。审判开始时，许多高级非国大官员和共产党领导出席，他们是应曼德拉的要求而来的，但不久她的支持者就减少到几十个人。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后，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