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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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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我是多么地崇拜他,希望听到忠义干云的真实故事,而且,就是一位我认得的英雄。

他苦笑了一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我就知道了,未必个个“反共义士”都想来台湾,有的人是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也许是少数,就被分到了志愿来台的这一边,再想归到回家乡的那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我暗自心惊,这跟我了解的故事相差太大了。

蒋礼贵话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把一生事迹都当做英雄故事炫耀的老兵。不问,他就不说,问,他也只有简单地回答。

“血旗?叫我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谁也走不了。轮到了,就照着绑在桌上的刺刀,胳臂肘子对准了,咔嚓一下子,血就滴在白布上了。”

“一个一个地来。”他又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蒋礼贵把他的血旗、血臂章、血符号,全都送给了我。新鲜了几天,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些东西,后来都不知所终。

那个时候大家爱听广播剧,星期天晚上八点的联播节目。在街边,我跟蒋礼贵聊得很入神,却到了广播剧时间,我就说,我们去吃冰吧?在冰店里可以听广播剧。蒋礼贵说他不吃冰,要我自己去吃,他会说你去吃,你去听,我回去了。我在冰店里听完了广播剧,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他,他安静而有耐性地等着我,然后我们再聊。

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我也记不清了,他不爱说故事,听我说的时间反而多些,而我对什么题目都有些话可讲,可能也吸引了他,他是一位天地间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汉子。

他就是今天大安公园里当年空军通讯部队的一员士兵,只管在新生南路营区门口站站卫兵,而那个营区却是谁都可以穿越的。“反共义士”后来都当了“国军”,也有先当“国军”然后打败了被俘变成了“共军”然后又打败了被俘就又变回了“国军”,服预官役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勇。之前,我总是以为他们一定像革命志士一样,如何地围着一张大桌子,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鲜血染在“国旗”上,我也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韩战中的共军会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些只有草根树皮可吃的地方。听他说还是有人选择回大陆,很是不解。

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讲了,他想了想,说了我几十年也忘不了的一句话:“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

依然温和地苦笑着,静谧如深夜。

骗子、傻瓜与天使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眼看就到家门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少年走近我,直截了当地问着:

“小弟,有一件事,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不好?”

短短的十一二岁生涯,几乎没有人家求我的经验,有点慌乱。

“小弟,帮帮忙好不好?”

他又说了一次,已经是冬天,眼看天都要黑了。

这家伙住在台南,台南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一毛钱都没有了,问我有没有三十块钱借给他。要不他就回不了家,看来很严重。

这个人现在应该有七十几岁了,我有把握,真要见了面,只要胖瘦不太离谱,依然认得出。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有点驼,穿着黄卡其布的衣服,外面一件咖啡色夹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孩子身上的衣料,真有点脏。两只长长的手臂,手心总是朝后,甩啊甩的,像人猿,也是太保模样。他双眼微凸,却很有神,讲话有点大舌头,他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就是要回家,要我借他一点钱,一回家马上还,会多还些给我。说着说着,他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勾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一直很和善,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断,非常可怜。

他的困难可真大,我想要帮他的忙,但是我也一文莫名。

“帮帮忙嘛帮帮忙,拜托啦,求求你好吗?”

他的嘴巴有点翘翘的,显得特别可怜。看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

我也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我只好跟他讲,我没有钱,一毛都没有。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帮帮忙,借一借嘛。我求你。”

就那么简单,我就带着他,找人去借钱。

我们去找蒋礼贵,蒋礼贵没钱。然后去找蒋礼贵的朋友,是营区里管吹号的,跟我也蛮熟,他也没钱可借。

天慢慢黑下来。

一路上他跟我说了许多话,他家好像蛮有钱的,因为他说下一次来台北一定要请我吃西餐。我只想早点解决他的问题,让我也好回家,西餐?什么是西餐?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当时的十几年之后了。他还批评我的上下行头,说我穿得怎么那么土?回到台南之后,会寄一条牛仔裤给我,好像很想照顾我的样子。而牛仔裤之于我,只有在西部片里跟偶尔遇到个把美国人才见得到。他说他的钱是打弹子输掉的,我从来也没有打过弹子,不知道打那个玩意儿还有输赢,我的确是土了点儿。

之后我们又一起去找一位同学,住在温州街底。我们到了,他说他在外面等一等,我就去敲门,结果他不在家,去补习了,我出来跟他说没有,他要我跟他爸爸讲讲看,我不敢。

我越来越觉得,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无法分手。他又老是勾着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新生南路边的柳树下,背着圣家堂,望着瑠公圳发呆,怎么办呢?我还想,要是我忽然逃走,他也许会追上来,然后又是哀求。

忽然之间我灵机一动,跟他说,我们去圣家堂试试。

圣家堂没有今天这么堂皇漂亮,却也整整齐齐,面对着大马路,在弥撒圣堂左侧,就是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本堂神父的中国姓是艾,胖胖的,肚子很大,到了圣诞夜,自然是由他来主持弥撒,仪式之后,他要讲讲话,他讲个两三句就要踮踮脚,两只手放在大大肚子上,讲的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我常常逃学到此,在堂里附设的小图书室读他们的书,艾神父要是看见我,总是会笑一下,好像识破了我的顽皮,又放纵我。

姑且试试,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台南来的家伙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等我,面对着已经黑了下来的夜色。天气蛮凉的,他还有点感冒,到了晚上,居然一下子一下子抽起鼻涕来。

我实在很为他担心,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也许只有神父肯帮忙了吧?我敲了敲玻璃门进去。他们是为天主来照顾大家的,我想。他已经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天气又冷,而且他还病了,只要能帮他回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一到家就会把钱寄还神父,我保证!我已经找过别人借钱想要帮他的忙,但是都没有办法,神父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我说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我絮絮不断地说,艾神父专注地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指了指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坐在台阶上那个瘦瘦的背着他的身影,问道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艾神父只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摇摇头,还是坐了下来,很深很深地看着我,我想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平常就不用功,现在还要来骗他,正想要走开,艾神父却慢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三张纸币给我,那个时候百元大钞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纸币便是十元。

问题解决了,我开心得要命,鞠了个躬,赶忙出来。

他拿到了钱,高兴成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他左算右算,然后跟我说,除去买车票的钱,还多出五块,两块五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我们去吃一碗吧他说。我说不行,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你也快回台南吧。但是他非常坚持,甚至求我跟他一起吃这碗面,也就是吃碗面吧,他说。然而我倒也不是客气,回家太晚,姑妈问起,都是麻烦,只好婉拒到底。

“小弟,你连我的姓名都没有问哩。”

他在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很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毛豪志”,然后还有台南的地址跟电话,那个年头,有电话的人家都是有钱人。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毛豪志,没有写信或是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向艾神父打听他后来还了钱没,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是到今天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虽然只有短短的相处。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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