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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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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笑说是个大傻瓜。

此刻非常想念艾神父,也没有再度去致谢。只有一次,在圣诞夜,我背着姑妈去望午夜弥撒,就是艾神父主持的,他穿着华丽的法衣,肚子好大,慢慢吞吞的,用十分蹩脚的国语,说着耶稣诞生的启示,讲话中不自觉地,两个脚跟那么一踮一踮,时不时地又把双手交合,放在大大的肚子上,他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没听进心里,然而这样的神采,永远在我心里。

算算岁月,艾神父大概已经蒙天主宠召了吧?一个少年,到他那儿,说起一个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幼稚骗局,但是,他给了他钱,照着这个少年的要求。

这一辈子,只要谁有求于我,不论生熟远近,我都很拙于拒绝,偶尔也为此悔恨,很怕那个看起来像是骗子的人,万一真的有麻烦怎么办?傻得起就傻吧。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任何教派的教友信徒,然而,我相信,既然有“活佛”,那么也该有“活天使”,胖胖的艾神父就是。没有毛豪志,我不会见到天使,莫非真的是神的安排?哈里路亚!

暴徒

建国中学对面,从南海路一直过来,就是农复会、科学馆、“中央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博物馆,再过去就是林业实验所。这样的排列,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前,虽然这些机构大体依然,风景却有很大的不同。放学时间一到,许多小贩就在门口此起彼落地吆喝着,而对街是一整排小店,卖冰果的跟小吃的占多数,仅次于这两种的营业,便是书店。家家都是很小的违章建筑,那也是个违章建筑到处可见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动荡中,许多人被推到了意外的命运里,起起伏伏,得意失意,全非所料。

书店也不一定都在好好地经营,有的也卖些黄色书刊,虽然当年的尺度拿来跟今天的相比,大概许多人连黄在哪里都看不出。

其中有一家挂着的横匾铁皮招牌跟别家的很不同,一点吸引人的劲道都没有,唤作“文史书店”。白色的底子黑色的字,简单明了。整排书店我家家都去过,这一家却最合我的胃口。无论是课余还是溜课,常常就在这一家小书店里,坐在一个矮竹凳上看书。次数多了,自然跟老板也谈上些话。老板知道了我父亲是谁,居然问我,懂不懂令尊的地质学说?我哪会知道?他却头头是道地把我父亲的“大陆漂移论”中“骤然滑动说”讲了一遍,还比着手势,十分生动。

这就是我们订交的开始。

他叫冯作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略黑,稍驼着肩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口标准的京味儿国语,总是客客气气的。小书店门口平放着一块大门板,上面摆着许多书,本本都跟其他书店明显不同。不太容易在他的书店看到通俗小说,也难得见到什么少年读物,看来都是文史哲类,连现代文学的书籍都比较少,杂志也显得专业精深,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食货杂志之类。冯老板曾经跟我说,他这里不像别的书店,黄色黑色是一定不卖的,这里的客人都是少年,卖这些书,太不厚道,他这么说。

要是哪一本书我读得兴味盈然,眼看天都要黑了,他就说你拿回家去读吧,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反正一时也卖不出去。

我们也常常谈到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跟事件,我当然是一知半解,然而他的谈兴很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台儿庄大捷到徐蚌会战,以及许多金石书画才子名流等小掌故,他都谈得头头是道,尤其出自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会儿没有在上学,我坐在那一张小竹凳上,他就在靠里面角落书桌后面,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来往。有时我拿起一本书要读,他就会跟我说说这本书或是作者的来历背景,简单扼要,却很易懂。比如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李宗仁、阎锡山、汤恩伯等,连人带事,娓娓道来。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许多人的事迹。他说话其实谈不上生动,但是很诚恳,常常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题目,有凭有据,论证广泛。讲着讲着,又会从哪儿拿出一本书,或是书里的一张图片给我看,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个小孩,倒像是我的学长。

店里有位女店员,就叫阿秀,很通俗的名字。有一天,我坐在小竹凳上正看着书呢,他忽然问我,马家小少爷,你看阿秀这个人怎么样?我搞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我要跟阿秀结婚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反应。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阿秀是刚刚答应了他的,我是头一个知道喜讯的人。他说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还是个伤兵,就在你们东北老家打仗的时候受的伤。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

我听了,只好奇他受了什么伤?看来他手脚齐全无疤无痕,他却回答道:“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高中上的不是建中,再也没有机会天天出入南海路,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我知道他后来在国语日报工作,有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他编的书,几乎无所不包。大多是大部头的作品,如西洋全史、中国历代古史、中西哲学史、艺术史之类,有的还在我现在的书架上。

年少轻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也写了一本仿李费蒙(也就是名漫画家牛哥)作品的间谍小说,不知该说中篇还是长篇,也没敢给任何人看,却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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