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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慰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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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原则:并非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只应该尊重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的意见……应该尊重好的意见而不是坏的意见……好意见出自对事物有所理解的人,坏意见出自缺乏理解的人……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即使公众对我们说三道四,我们也不必那么在意,而应重视专家对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事物所说的话。
    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长凳上的陪审团成员们不是专家。这些人当中老人和伤兵的人数超常,他们把当陪审员作为一项额外收入的来源。陪审员的酬劳是一天3奥波勒斯,少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不过对一个63岁、家居无聊的人来说也不无小补。成为一名陪审员惟一的条件就是雅典公民、思想健全、不负债——不过思想健全并不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标准,而只是能够走一条直线,并在提问时说出自己的名字。陪审员在审讯过程中常常打瞌睡,其中很少人有过类似案例的经验或熟悉相关的法规,也没有人就如何得出判决给过他们任何指导。
    审判苏格拉底的陪审员是带着强烈的偏见来的。他们已经受到阿里斯托芬丑化苏格拉底的影响,并且觉得这位哲学家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本城邦在世纪末遭受的灾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斯巴达和波斯联盟迫使雅典屈膝投降,城邦遭到封锁,舰队被毁,帝国被支解。贫困地区瘟疫流行,民主受到专制制度的镇压,成千公民死于其罪恶之手。对苏格拉底的敌人说来,许多僭主曾经与这位哲学家有过过从决非偶然。克里底亚(9)与卡尔米德曾同苏格拉底谈过伦理问题,似乎他们谈话结果所得就是嗜杀的狂热。
    雅典如此令人瞩目地盛极而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座希腊最伟大的城邦,75年前曾在普拉蒂亚陆上和米卡利海上打败过斯巴达,如今却要忍受这一系列的屈辱?那个披着肮脏的大衣在街上闲荡,对明白不过的事发出疑问的人就被当作现成的、但是完全错误的答案。
    苏格拉底明白,他是没有希望胜诉的。他甚至没有时间进行辩护。被告只有几分钟向陪审团讲话的时间,也就是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的光景。
    我深信我从未故意错待过别人,但是我不能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讨论的时间实在太少。如果你们同其他民族一样,不是用一天而是好几天的时间进行重大审判的听证,我想你们也许会被说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开脱这样严重的指控是很不容易的。
    雅典的法庭可不是发现真理的讲坛。那只是一群上了年纪或是一条腿的人的匆匆集会,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而是一心等待着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
    坚持这样想洵非易事。一定需要从成年累月与普通雅典人谈话中所汲取的那种力量,足以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不理会别人的意见。苏格拉底并非有意如此,他不理会那些意见不是出于愤世嫉俗,那样做就会违反他自己的信念: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理性。但是他大半生黎明即起同雅典人谈话,了解他们是如何思想的,看到了一些可惜他们自己通常看不到的东西,尽管他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看到。他观察到他们倾向于凭心血来潮决定立场,接受世俗的定论而不加质疑。他在最高权威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他具有一个理性的人的自信,因为他了解,对手的思维方法常常不正确,尽管他远不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对手的反对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不一定需要证明他是错的。
    当然,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哲学而得到生路。即使被判有罪以后,还可以逃避死刑,但是他的顽强不屈使他错过了这一机会。我们不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如何逃避死刑,但是如何在不合逻辑的反对面前维持信心和清醒的立场,他应该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榜样。
    哲学家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蜇一蜇……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他没有猜错。当大法官要求第二次,也是最终表决时,陪审团中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然后,陪审员回家,死刑犯被带到监狱。
    (五)
    可以想见,监狱黑暗而封闭,街上传来的声音中免不了有雅典人的讥诮声,他们巴望这个长着妖怪脸的思想者快死。他本来会一判刑立刻处决的,只是这一判决时间恰好与雅典人每年一度的提洛节(10)巧合,根据传统,在这个时候城邦不能处死任何人。苏格拉底的善良性格赢得了狱卒的同情,狱卒允许他接待来访者,从而减轻他最后日子的痛苦。来探视他的人川流不息:斐多、克里托和儿子克里托布卢什、阿波罗多罗斯、赫莫杰尼斯、厄庇根尼、埃斯基涅斯、安提西尼、克特西普、美涅克赛努、西米斯、克贝、斐多尼得、欧克利德斯以及忒耳西翁。眼看着一个对他人只有巨大的善意和好奇心的人像罪犯一样等待被处死,大家都掩盖不住自己的哀痛。
    虽然大卫的画表现苏格拉底为悲痛欲绝的朋友所围绕,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苏格拉底的爱是在误解和仇恨的汪洋大海中突显出来的。
    为了与牢房内情景形成反差和追求多样化,可能狄德罗会鼓励有些以饮鸩为题材的画家捕捉其他雅典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情绪——其结果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例如题为“五名陪审员在法庭度过一天后正在玩牌”,或者“指控者晚饭后正准备就寝”。喜欢煽情的画家可以干脆就把这些场景题作“苏格拉底之死”。
    当那一天来到时,只有苏格拉底一人保持平静。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被带来看他,但是桑娣帕哭得呼天抢地,苏格拉底让人把她带走。他的朋友们比较安静,但也是涕泗滂沱。即使那个见惯了多少人赴死的狱卒也为之动容,尴尬地向他告别:
    “你住在这里的期间,使我认识了你,在所有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里面,你是最慷慨、最仁慈、最好的人……你知道我是来传什么信的:那么,别了!要来的事不可避免,就请好自为之吧,”他说完,含着眼泪掉头而去。
    然后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一杯毒药:
    苏格拉底见到此人就说:“朋友,你是这类事的专家,你说该怎么做?”他说:“就是把它喝下去,然后在屋里走,直到两腿发沉,然后躺下,它就会自己发作了。”说完,他把杯子递过去,苏格拉底平静地接过来……手不发抖,面不改色……他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并不觉得味道苦涩。到那时为止,我们多数人还能忍住泪(据斐多的叙述);但是当我们看着他真的喝下去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已……在我之前,克里托已经控制不住眼泪而走开了。阿波罗多罗斯早就一直在流泪,此时不禁哭出声来,他使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能自持,除了苏格拉底本人。
    哲学家请求他的伙伴们平静下来——“这像什么样子,我的怪朋友!”他逗他们说。然后站起来在牢房里走动,让毒性发作。等他觉得两腿发沉时,就仰卧下来,腿脚开始失去知觉;毒性向上发展,到达胸口时他逐渐失去意识,呼吸缓慢。克里托见他的挚友的眼睛定住了,就走过去将它闭上。
    这就是我们的同伴的结局(斐多说)……我们能够公平地说,他是所有我们知道的同时代人中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人。
    我自己也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也许因为据说苏格拉底的脑袋是球状的,两眼距离特别宽,他死去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我看《象人》录像带时为之哭泣的那个下午。
    两个人都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行善而被判为恶。
    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因身体缺陷而遭嘲弄,也没有因我们一生的工作而被判死刑。但是那种被误解的场景带有某种普遍性,以上的故事是其最完美的悲剧性的例证。社会生活充满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实情之间的差距。我们谨慎会被指责为愚蠢,我们腼腆会被认为骄傲,我们愿与人同,却被认为谄媚。我们竭力要澄清误解,但是我们口干舌燥,词不达意。我们的死敌占据了有权摆布我们的位置,他们向别人谴责我们。在导致这位无辜哲学家的冤案的仇恨中,我们听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的回响,是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公平对待我们的人加于我们的伤害。
    但是这个故事里也包括报应。哲学家死后不久,公众的情绪就开始转变。伊索克拉底写道: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帕拉米德》上演时,苏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现,观众就哭了;狄奥多罗斯说,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最后被雅典人私刑处死。普卢塔克告诉我们,雅典人对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绝与他们共浴,在社交场合排挤他们,最后他们在绝望中自缢身亡。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叙述称,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城就判处米利图斯死刑,流放了阿尼图斯和莱昂,并斥巨资为苏格拉底树立了一尊青铜像,是大雕塑家利西波斯制作的。
    哲学家预言,雅典人最终会同他一样看问题,的确如此。这样的报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往往忘记,偏见与妒忌消退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鼓励我们,在自己与世不合时不是通过当地陪审团的讥讽的眼神来解释何以故。苏格拉底被500名智力有限的男人审判,他们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而心怀非理性的疑虑,被告的样子又很怪。但是他仍对更为广大的法庭抱有信心。我们虽然在某一时间住在某地,但是通过这一范例,可以在想象中置身于有希望受到更加客观的审判的时代和地域。我们也许不能及时说服本地的陪审团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后代做出的判决的希望中得到慰藉。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也可能使我们有被误导的危险。它可能使我们形成一种自我欣赏的信念,在被多数人憎恨与正确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好像天才和圣人的命运就是先受误解,然后由利西波斯给他们塑铜像。我们可能既非天才又非圣人。我们也可能利用这一范例挑战理性,幼稚地相信,当别人指出我们错了时,我们最正确不过了。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意图。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
    哲学家向我们指出一条路,可以摆脱两种强有力的错觉:应该永远听从舆论,或是决不听从舆论。
    如果我们追随他的榜样,努力做到永远听从理性的律令,就会得到最大回报。
    ————————————————————
    (1) Cappella Sistina,是米开朗琪罗奉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之命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作的大型雕塑,于1512年尤里乌斯死后完成。梵蒂冈宫壁画是拉斐尔在罗马教皇的居室画的大型壁画,也是奉尤里乌斯教皇之命,也是在他死后(1514—1517)完成。这两件作品都被认为是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巅峰之作。——译者
    (2) Pericles(约前495—前429),古希腊雅典国家的统治者,他的名字代表雅典极盛时期。在他死前两年相继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鼠疫,雅典从此由盛而衰。——译者
    (3) 意为“爱”。——译者
    (4) 意为“智慧”。——译者
    (5) Nicias,公元前5世纪雅典军事家和政治家,其家族拥有银矿开采权,为雅典富户之一。——译者
    (6) The battle of Plataea,公元前5世纪希腊与波斯作战之处,先是普拉蒂亚人站在希腊人一边打败波斯人,不过牺牲惨重。公元前480年波斯人进行报复,击溃普拉蒂亚城,次年,希腊斯巴达人又在此大败波斯,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译者
    (7) the Court of the Heliasts,古雅典法庭,一般由500或以上人数的陪审员组成,陪审员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产生。——译者
    (8) 希腊文,意为“对炫耀小腿的肌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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