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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作者：本·斯泰尔 符荆捷，陈盈 译
主编推荐
★罕见登上美国畅销书榜的严肃之作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联袂推荐
★经济与政治史诗般的经典之作
★连接过去、今日、未来的交叉点
★影响美国、欧洲、中国的大对决
内容简介
一部讲述美元与英镑决斗的著作，居然席卷欧美，口碑销量俱佳，让人吃惊不已。作为早已“作古”的事件，布雷顿森林的往事有何魅力重新吸引当代人的视线呢？
原来，历史再次走到了一个特殊时刻：世界如何重新建立一个国际货币新秩序？人民币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吗？这些问题，人们在回顾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后，都能找到答案。
一方面，当时身为巨大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的美国，能以一场会议、一纸合约终结英国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控制权，这背后的世界形势、外交风云、政治博弈颇值得探究。而作者把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连接点，将一战二战、马歇尔计划、国际金融体系、中美问题统统贯通起来，使整部作品相当有深度、有广度、有经济政治战略的高度。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齐齐称道本书的历史细节扣人心弦、充满娱乐性的同时，又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代表英国谈判的凯恩斯，虽然思想光耀千古，却在决定性时刻难敌美国谈判代表怀特。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一手缔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特，竟然是苏联情报人员，于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走向和结果都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今日格局。
历史令人着迷又发人深省。今天，美国的许多论调与当年破产的英国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当年美国人所持的观点。真实的货币战争远比想象得更为复杂、更不可思议。请让我们牢记1944年那次伟大尝试失败的原因。
作者简介
本·斯泰尔（BennSteil），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曾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以上两个机构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顶尖智库。斯泰尔的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货币问题、金融市场、经济史。
斯泰尔与萨尔瓦多前财政部长曼努埃尔？海因兹联合撰写的《货币、市场与主权》荣获2010年哈耶克图书奖。
中文版序 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了吗？
“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客、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未来考虑”，美国财政部长提醒中国大使。“我们感到，对于两国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元以美元的形式报价”，即按照固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
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一段对话。当时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阻止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的货币持续针对美元贬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式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被视作是对维持美国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如同今天中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一样（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中国采取固定汇率的做法，2009年美国财长提名人蒂姆·盖特纳暗示称中国是货币“操纵者”；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却公开称赞中国是“一片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美国评判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依据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究竟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
停止“货币战争”，调和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些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的核心主题，并且它们至今仍然是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会议的重要议题。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场重要的国际聚会，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试图借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英国濒临破产之机，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今天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使货币秩序根据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国关于债权国需要进行调整的许多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破产的英国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债务国必须进行调整。
历史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然令人着迷，并且时常发人深省。尽管如此，也不应夸大这种相似之处。美国不是那个二战结束后四处乞讨的英国；她仍然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美元占据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而对于中国而言，她无意摧毁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全球购买力，并且这么做毫无益处。因此，双方都不认为有迫切的必要性来解决各自对不公平以及对当前体制的抱怨。简而言之，如果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将要走向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那么这一局面更有可能是各种磕磕碰碰和无所作为的结果，而非出于达成了某种协议。
货币事务当然只是中美关系之间变革时机看似已经成熟的一个领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议事日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一些目标或笨拙生硬、目光短浅（诸如使战后德国去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或初衷高尚、富有远见（诸如复兴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我希望，随着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重新取得她应有的位置，本书的中国读者们会体会到布雷顿森林的这段故事既发人警醒、又鼓舞人心。
本·斯泰尔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译者序 两个人的布雷顿森林
布雷顿森林是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美东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半山腰。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此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经过为期三周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因为这是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所以该体系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虽然参会的国家多达44个，但是会议的核心成果基本是在英国与美国之间达成，并且已经酝酿了三年之久。早在1941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各自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最初计划，一场货币秩序对手戏也就此展开。这场对手戏的主角分别是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二人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而这场在布雷顿森林的“货币战争”，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竞争性贬值，而是怀特与凯恩斯之间、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所进行的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的对决。这场“战争”的结果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之前就已见分晓。
怀特与凯恩斯堪称西方的“诸葛亮与周瑜”，足智多谋，但志同道不合。怀特抱负远大但仕途坎坷，38岁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43岁遇到贵人并被提携，从此在美国财政部平步青云。凯恩斯自小成长于剑桥的学术世家，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生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开始后担任了英国对美货币谈判和贷款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怀特既仰慕又嫉妒凯恩斯的出身与学识，尽管他的国内经济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在与凯恩斯的谈判中，怀特咄咄逼人、寸步不让；凯恩斯则认识到怀特是罗斯福当局中支持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尽管他看轻怀特，但仍试图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怀特与凯恩斯都致力于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关系，但他们提出的方案却是“貌合神离”。怀特于1941年年底提出了“怀特计划”，提议设立“国际稳定基金”，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怀特的首要意图是实现货币稳定，他将货币稳定和资本管制视作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将黄金（以及美元）视作货币稳定的锚，他思考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扰乱。同年9月，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计划”，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并设立名为“班科”（bancor）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国际清算联盟使用班科在各国央行间对国际收支余额进行多边清算，并以透支的方式为各国在战后恢复贸易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凯恩斯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解决英国二战后面临的国际收支困难，并解除两次大战期间的金本位体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的通货紧缩压力。这种扩张主义的国际货币思想也是英美之间的最大分歧之一。
1943年4月，“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分别对外公布，随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艰苦谈判，1944年4月，英美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在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联合声明》的核心条款被纳入了此次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之中。
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体上有两种评价。自由主义认为它是高瞻远瞩的国际合作的结果，特别是英美合作的结果；有人指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复苏（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代”），认为在布雷顿森林所确立的稳定、开放和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确保了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利用债权国优势地位和英国濒临破产的局面来确立美国经济霸权的工具，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成功。黄金与美元双本位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美国的顺差将使世界各国面临流动性和储备短缺，而美国的逆差将威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进而动摇整个货币体系。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核心原因；而这场崩溃的遗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扰着国际货币体系。写作本书的时候，斯泰尔的叙事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今，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余波未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连带影响。各国都认识到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多国政要或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所设想的，并不是回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所设立的那个体制，而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就像凯恩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这才是布雷顿森林真正的“理想”，也是布雷顿森林至今仍然被世人怀念的原因。正如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致辞中曾经说道的，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而怀特与苏联之间的那段特殊经历则给布雷顿森林蒙上了另一层愈发悲壮而萧瑟的理想主义迷雾。
能够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产生影响的，往往不是关于未来的宏伟理想，而是为解决当前问题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目标与短期权宜之计之间的艰难抉择，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位奠基人，以及那段充满理想的光辉岁月。
符荆捷
2014年1月
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945年4月25日（图片来源：Harris and Ewing，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9年（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AP Images）。
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在会议上致辞，1944年7月（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编号208…N…29536）。
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在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上作证，反对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7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