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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20世纪40年代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版权所有：CORBIS）。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左）以及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右）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作证，支持罗斯福当局提出的对英国战争行动提供援助的法案，1941年1月15～16日（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租借援助执行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将要提交国会的租借援助评价报告，1942年12月（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在美联储宣布提高银行准备金要求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1937年1月30日（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罗斯福总统与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纽约州波基浦西市参加竞选活动，1944年11月6日（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
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1944年7月。从左到右，后排：哈里·怀特、弗雷德里克·文森、迪安·艾奇逊、爱德华·布朗、马瑞纳·伊寇斯、杰西·沃尔考特；前排：罗伯特·瓦格纳、布伦特·司班斯、小亨利·摩根索，查尔斯·托贝（不在照片中：里奥·克劳利、玛贝尔·纽康梅尔）（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各国代表，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45年9月（图片来源：George Skadding/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美国代表团成员弗雷德里克·文森与爱德华·布朗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致辞，他的左边是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右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1944年7月（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
哈里·怀特（中）与英国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左）及丹尼斯·罗伯逊（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凯恩斯（中）、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左）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弗拉德米尔·雷巴（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与凯恩斯在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魁北克会议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沃尔夫斯湾火车站的会面，1944年9月（图片来源：美国陆军，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1945年1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总金额44亿美元的《英美财政协定》。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凯恩斯、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美国财政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伯恩斯身后站立的是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位于艾奇逊右后方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图片来源：AP Photo）。
怀特与凯恩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乔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8日（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财政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以及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乔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怀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作证，华盛顿特区，1948年8月13日（图片来源：AP Photo/Harvey Georges）。
指控怀特是苏联特工的三个主要人物，从左上顺时针依次是：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美国记者惠特克·钱伯斯，1948年；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伊丽莎白·本特利，1948年；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无日期图片（上方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下方图片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
凯恩斯与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乔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第1章 引言
全球在2008年年底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从根本上反思全球金融体系。2009年初，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加入了这一讨论，指出导致动荡局面的原因是缺少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些观点让人回想起“布雷顿森林”，那是一座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1944年7月，二战期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即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并交由一个国际机构管理。
19世纪晚期，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体制为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古典金本位体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间崩溃，而20世纪20年代尝试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也惨遭失败，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经济和贸易崩溃，跨境冲突骤升。20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国际主义人士从中看到了强大的因果关系，并决心要开创新的局面，用财政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就是要“给新世界来一次新政”。
怀特与他的英国对手——革命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步展开工作，在摩擦中合作，着手为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创建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将赋予政府更多管理市场的权力，但同时限制政府操纵市场以获取贸易利益的特权。未来黄金和美元短缺的局面将得以终结，贸易将因此有助于促进政治合作。资本疯狂的跨境流动将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激发人们对黄金和美元短缺的恐惧并从中牟利的投机商人将因此受到束缚。各国的利率均由本国的政府专家负责制定，他们都受训于宏观经济学这门由凯恩斯主导设立的新学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确保汇率不被操纵以获取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新生的独裁者们将不能通过实施“经济侵略”手段来摧毁邻邦或煽动战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布雷顿森林成为“高瞻远瞩的合作性国际经济改革”的同义词。70年过后，时逢巨大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压力，在提出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时，对冲基金大师乔治·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政策痴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纷纷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那段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与怀特激辩的岁月，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发生的故事真的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么？
毫无疑问，在布雷顿森林所形成的货币框架存在重大缺陷，并直接导致这一体系于1971年最终崩溃。而且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时间比普遍预计的要短得多，其运行状况也遭遇了更多困难。直到1961年，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5年之后，首批9个欧洲国家才正式实施了要求其货币与美元可兑换的条款，而此时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明显处于吃紧状态。任何继任的体系都将遭遇曾在20世纪40年代困扰英美两国谈判者的困难抉择，即多边规则与各国自决权之间的权衡取舍。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的政治家们反复呼吁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1974年是20人委员会＇1＇，1986年是24国集团＇2＇，2009年则是七国集团中的欧洲成员，等等。他们的希望最终都破灭了。1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颠的快速衰落。一战前夕，英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而到二战结束时，这一比重飙升至240％。用凯恩斯的话说，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四分之一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2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
这出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个性极端对立的凯恩斯与怀特：一位是从小群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子弟，另一位则是出身波士顿工人阶级家庭、由立陶宛裔犹太移民抚养长大、傲慢又固执的技术官僚。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学家。他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大胆创新观点既令他受人尊敬，也使他备受指责，而美国媒体总是嫌对这位尖酸刻薄、能言善辩的英国人报道得不够多。凯恩斯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堪比20年前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在他1936年的鸿篇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凯恩斯以无人匹敌的机智与自信辩称：在面对一场大萧条之时，政府认为的历来稳健的政策实际上却是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他最核心、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是，经济的关键是货币，而正是因为货币的存在，从而摧毁了经济体系中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自我稳定机制。凯恩斯将把自己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应用到设计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中去，而这一体系将对美元全球至尊的地位构成威胁，怀特也因此决心使该体系永远不见天日。
尽管凯恩斯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他到美国的最终任务却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在一个看似注定将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一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们在华盛顿日益绝望的乞讨行动屡屡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受命成为英国最后的金融大使，担任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租借谈判以及英国贷款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个年代的一首英国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英国使者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困境：“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语，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但是我们有的是脑瓜子。”3哈利法克斯和诸多英国政治显贵一样，都未能打开美国的钱袋子，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赴华盛顿和布雷顿森林的前线。派他前去是出于一丝渺茫的希望：如果脑瓜子是清偿债务的关键，他取胜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能够理解英国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他天赋异禀，这本应使他成为一位外交大师，可是他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逻辑上逼迫和羞辱对手，而非说服他们。“这家伙对国际关系是个威胁。”有人评论道。说这话的人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而是英国战时内阁顾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凯恩斯视作“天神”4的詹姆斯·米德。英国财政部的保罗·巴瑞评论道：“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5
凯恩斯尽力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适应周围那些奇怪的人，特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这些人不受凯恩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超人运用的影响，甚至连逼他们让路都不成。美国人永远不会偏离他们强硬的地缘政治条件，至少在二战后杜鲁门团队重新洗牌之前是不会的。凯恩斯还经常使问题复杂化，他不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个敏锐和专注的职业外交家本应学会利用纽约的银行大亨来对付罗斯福的金融家，当时这些银行大亨摇晃着贷款的诱饵意在换取英国反对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凯恩斯还有个人政治遗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他在布雷顿森林万神殿中的地位是决定个人政治遗产问题的关键。他为自已的坚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价，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异症一样阵阵发作，他会说服自己，并以他无人能及的雄辩口才说服伦敦的政治领导层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恪守法条主义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们对理智的说辞不屑一顾，但是美国政府的意图仍然是好的，并最终会对英国作出正确的事。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哈里·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