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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三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被大伯偷偷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把燊字读对了。
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我爷爷潘尔燊在1941年5月，参加中条山战役，为掩护全军五万余官兵的撤退，率165师986团和友军的两个团，在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阵地抗击日寇。像电影《集结号》的情节一样，最后只有7个活人了，爷爷的长子潘钟麟，也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
石榴花开爱弥漫
妈妈临终时对我说：“把我埋在北京郊区任何一个地方就行了，不要给你和别人添麻烦。”在整理妈妈遗物时，看到妈妈在小本子上记录下来的都是老家村里的事，谁家的孩子病了，谁家的老人无人照顾了，等等。她总是把我给她的生活费三千五千地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她的心与天水老家这块土地上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把妈妈送回去，我想这是妈妈真正的心愿，也是让她的爱把分散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她的孩子们与天水这块土地紧紧地连在一起。
妈妈的骨灰送到村口时，全村人都在等着我们。等我从车上端出骨灰盒时，全村人都哭了，哭声很大，听到这哭声，我的心和身上的肌肉像针扎一样疼。
妈妈的墓地选在我们家的祖坟里，是渭河、牛头河、东柯河三条河的交汇处，背靠一座大山。其实祖坟只有奶奶的一座坟头，爷爷和他两个兄弟的坟都是平地，上面种满了玉米。我们临到天水的前一天，叔叔帮忙把玉米地的玉米都拔了。新鲜玉米成了接待我们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客人的最好食物。下葬结束那天晚上回到饭店，大家一起商量，总感到妈妈的墓地太简陋了。再一想妈妈简朴了一生，把所有爱和关心都给了别人，她不会埋怨我们这些子孙们选择这样简朴的方式。张欣提议应该在墓地上种一些妈妈喜欢的树和花。大家都认为妈妈最喜欢石榴树。至于花，妈妈什么样的都喜欢，尤其是小小的淡紫色的野花。后来，我们请来天水园林公司，在妈妈的墓地上种了一些石榴树。
葬礼上，有上千人来为妈妈送行，黄土高坡上站满了人。在肃静、圣洁的氛围中，我读了写给妈妈的话，弟弟妹妹读了《爱》的祷文，在上苍的启示和爱的音乐中举行了葬礼。
几千朵洁白的玫瑰花撒满了墓地。妈妈强大的精神力量——爱，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的精神也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下午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如何把SOHO中国基金会资助的“儿童美德项目”更好地进行下去，我相信，家乡的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人心的进步和改变。我们村前的路还是一条土路，来往的车辆很多，车辆过后有许多的灰尘，我们决定修好这条路。
这两件事，是在妈妈葬礼的那天做的。我想这也是悼念妈妈活动的一部分，也一定是妈妈的心愿。
明年春天，妈妈喜欢的石榴花会在这里开得更加漂亮。
我父亲的生存哲学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知识特别渊博，从来没有难住他的问题，物理题、化学题他都会，村子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但他跟人比较疏远。现在看来，父亲身上的缺陷可以理解。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生，在外面读书和工作，突然下放到一个特别封闭的农村里，干一些农活，让一些地痞、二流子天天领导他，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跟父母亲真正相处应该是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高中的两年时间我都在外面住校，每个星期只回来一天，那一天还要拼命地学习。
我跟妈妈之间关系特别亲近，跟我爸爸则有些疏远。父亲当时跟别人不太一样。一直到上初中，我从心里面觉得我都是村里的一部分。可是我的父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觉得我们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想我们成为村里那样的人，有些村里人能做的事都不让我做。例如像山村里面的人特有的脏话，我父母亲说这绝对不能讲，如果讲的话就受到惩罚。可是小时候我的同学都这样讲。
另外，别人不用做的事我们却得做，这让小时候的我很痛苦。比如从没有换牙的时候就要刷牙，必须天天坚持。我们村子的人从来没有刷过牙，爸爸天天逼着我刷牙，就这些细节，我父亲跟村子中的其他人不一样。
爸爸性格很开朗、很坚强，他觉得在这个环境中人一定要坚强，所以他反复跟我强调。他说，要在农村里面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人一定不能够太精致，你看村子里面多少女的祖祖辈辈都活得挺好、都很快乐，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都活下去了，你看你妈妈这样温柔、这样漂亮、这样精致，结果一来这个农村，没有三五年时间就瘫痪了，一直瘫痪到去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太精致，这是我爸爸在农村里面生存的哲学。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王石、任志强讲话、吃饭穿个衣服大大咧咧的，我从心里面能够理解他们这代人。
面对任何事情，爸爸都能笑呵呵的。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吃惊的样子。我有一个堂哥，比我大一个月，是我大伯的孩子，叫克礼。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克礼出了麻疹，导致并发症肺炎，突然就死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妈妈让我赶紧到地里面告诉爸爸和叔叔。我们村子里的土话，小孩死了不叫死了，叫糟蹋了，死这个词在村子里面是特别忌讳的。我妈妈跟我说：“你赶紧去到地里喊你爸爸，就说克礼糟蹋了。”那时候我岁数比较小，一出去我就忘了，想了一路，直到找到爸爸，糟蹋这个词我还没有想出来，我就说克礼死了。爸爸和叔叔听说了非常吃惊，拽着我就往家跑。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的神情是那样紧张。
我们自留地里面种了很多的辣椒，要卖出去。天不亮的时候，我背个小背篓，爸爸背个大背篓，去集市卖辣椒。到了集市后，我们的辣椒卖得特别好。开始我们在路口卖，那里有县上唯一一个食堂，叫大众食堂。不一会儿，那食堂里出来个人，穿个白颜色的衣服，说你们让开，我们就让开。过了几分钟这个人又出来，说你们赶紧离开，我们说好好，这个人就进去了。后来他又第三次出来赶我们离开，我和爸爸只好把背篓和秤拿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卖白菜的姑娘，20岁左右，她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她爸就过来打我爸，我吓得哭了。卖白菜的姑娘一看，也过来劝她爸，我们四个人就纠缠在一起，衣服都打破了。这时围过来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大人欺负小孩跟他爸，乡下人都不容易，所有人都谴责他们。这个姑娘说：“你们冤枉我了，我根本没打，我看着他们可怜，过来劝架的。”
我小时候得过一种病，身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红点，全身都有，嗓子里面也有，感觉都快活不下去了。村子里有一些偏方，让我吃牛的苦胆，每天一勺，苦得要命，吃了半月，仍不见好。最后没有办法，用荆棘包在一起擦，擦得身上直流血。爸爸把我背到公社的卫生院去看，差不多十几里路，去了好几次，开一些药都不管用，回来以后越来越重，晚上睡不了觉，大片大片地红，人都不像样子了。最后快不行了，我爸背着我到解放军的133医院，一个医生过来一看，说肯定是对什么物质过敏，先什么药都别吃。最后查出我对磺胺类的药极度过敏，全身连嗓子里面都过敏，后来不吃药慢慢就好了。
我爸带着我去看病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他来回背着我。爸爸个子不高，另外没有在农村里面劳动过，一直在外面读书，也没什么体力。我觉得爸爸背着我走这么远的路特别累。
有一次我们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村子里一个人，他要替爸爸背我一段，我爸答应了。这个人很好心，但他的衬衣从来没有洗过，熏得我快吐了，又不好意思说不让他背。好在后来我爸又从他背上把我接过来。那次以后，爸爸就再没有背过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喜欢听当地的戏曲——秦腔，一听到秦腔的调子，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哪怕是村子里面的耳朵背的人也不例外。秦腔里面就是喊，我记得最著名的剧目有《三滴血》《十五贯》等，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我爸爸说，你绝对不要听，也不要唱这个东西。他觉得天天那么喊太难受了。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买了几张票，要到县城里面听秦腔，给我们家一张票，我们村离县城大概有20里路，我爸坚决不同意我去看。我妈说，你看周围的小孩都去看，你就让孩子去吧。爸爸说太难听，不让去，最后终究没去成。
CHAPTER THREE 要有情义
下面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或可爱，或严肃，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许多故事和丰富感情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