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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和知识之类的东西组成，因此它们价值高昂，且难以定价。这些学者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企业对外要素性收入中，高端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并没有被统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经常账户赤字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论断在许多关键点上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首先，对美投资收益低于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完全不足为奇，因为许多国家投资于美国并不是为了获取高利润。例如，为了维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和出口商品价格，中国已经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低收益国债。更为重要的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搜集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外投资回报和其他国家对美投资回报几乎相同。这些证据都严重削弱了这种观点的说服力。
关于经常账户不平衡，一种更严谨的解释是伯南克提出的所谓“全球储蓄过剩”假说。这种解释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罪责推向其他国家。伯南克认为，全球不平衡的根源并不在于美国的低储蓄率，更不在于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相反，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储蓄太多。
乍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有违直觉。然而伯南克进一步指出，基于人口老龄化的预期，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也有大量储蓄。因为国内不存在足够的投资机会，这些储蓄只好被投向美国。此外，这个假说中更为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亚洲各国的民众过于节俭，尤其是中国，它们储蓄太多，支出太少。
这种解释把握了一定的事实表象。中国的储蓄率确实很高，消费支出也相对较低。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约束：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少健全的消费信贷体系，借钱买房不太容易等。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过剩储蓄。再者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储蓄也更容易漂洋过海，流入美国，从而使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可持续性。
不过，这种推理逻辑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它把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责任巧妙地转移到其他国家。依据这种逻辑，美国消费者不应对房地产泡沫负责，怪就怪吝啬的中国人把他们的盈余资金拱手送给美国人。这正如指责玻利维亚的毒枭培养了某些美国人的毒瘾一样。这一解释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走高的过程中，尤其是2001年以来，其他一些因素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大规模减税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激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开始大规模发行国债，并被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所购买。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罪过仅是购买了那些债券，相反，美国的罪过则是有意实施了加速经常账户赤字的政策。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刷新记录，而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也同样难辞其咎。2001年以后，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基础货币，而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却又鲜有作为。
正是这些政策而非“全球储蓄过剩”创造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致使美国储蓄率下降，住宅投资率上升。虽然国外储蓄为美国房地产提供了资金融通，但起初却是美联储创造了这种不可持续的繁荣，并吸引了这些国外资金。
回顾起来，很明显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是由不同时点的不同因素综合作用而致。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网络泡沫和相应的股市繁荣吸引了国外资本流入，这反过来又促使美国人储蓄更少、消费更多，进一步助推赤字扩大。泡沫破灭之后，赤字规模本应下降，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布什政府主导的、不计后果的财政政策使赤字继续飙升。
2004年之后，松懈的联邦监管助长了难以持续的房地产泡沫，美国经常账户收支持续恶化，储蓄率继续下降，国外投资者疯抢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衍生证券。直到2007年之后，房地产泡沫破灭，进口下降，家庭储蓄增加，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才最终下降。另外，石油价格的下降也进一步促使赤字规模的收缩。
因此，不像黑泽明的《罗生门》，经常账户赤字的传奇故事有一个明显的罪魁祸首。引用一句歌词：“我们遇见了敌人，他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之外的那些国家就毫无责任，事实上，恰恰是从中国等国的过度储蓄到金融的全球化等的一系列因素使美国更有能力犯罪。然而有能力使其犯罪毕竟不等于逼迫其犯罪。因此，这个烂摊子的最终责任人只能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正是美国所实施的政策带来了这个恶果。轻率的税收减免政策，漫不经心地放纵房地产泡沫，最终使美国自掘坟墓。
危机和困局
过于乐观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一些论据来表达他们对经常账户赤字的不屑一顾。他们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兴市场国家仍将乐于为美国的赤字融资，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低估的货币和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这样做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强调，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享有一种所谓的“超级特权”，这种说法是由法国前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上个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当然，如果这种逻辑成立，货币危机就不会发生，那些不幸的国家也可以免遭劫难。鉴于这种优势，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就应该可以持续。
这些乐观看法是十分荒谬的。从目前的情形看，美国的巨额逆差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十分危险。改革则面临重重困难，不改革则必死无疑。事实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改善财政状况、增加储蓄，那么就将走向破产清算的危险境地。虽然目前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猜测，但是那种认为它可以推迟几十年的臆测却是妄想，真正的情形却是危机迹象已显、风雨欲来。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资金大部分源自于外国对美国的股权投资，2000年高峰时高达3000亿美元。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外商投资遭遇雪崩局面，随后虽有所反弹，却并没有恢复到先前的水平。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却日益扩大，这使国外债务投资成为可能。这些债券部分由政府发行，但更多的则是以私人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作为支持资产发行的。
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大多被国外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购买。事实上，现在一半左右未到期的美国国库券和政府债券（不算由美联储持有的那部分）由海外投资者持有，而其中的三分之二握在国外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手中。换言之，海外私人投资者并非美国赤字的融资主体，因为他们不傻，他们知道美元可能贬值，所以也没有兴趣将钱投在充满风险的美元债券上。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国外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却有其他动机来持有这些债券。
然而一切都有极限。我们看到，国外投资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地持有美国债券，他们开始变得不安。十年前，美国公共债券的平均交割期限接近60个月，2009年这一期限缩减至50个月以下。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故意，这都反映出人们对于美元价值下跌的疑虑正在上升。事实上，随着美国债务以超负荷的速度不断累积，部分债权人已经开始担心美国会蓄意使美元贬值，通过肆无忌惮地发行美元来变相缩减赤字。毕竟，美国已经在通过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那一目的。
如果美国是一个新兴市场，那么其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体系必定早已崩溃。当然，人们仍然相信，美国在必要时仍会通过征税、削减支出来稳定财政秩序。毕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10年飙升的赤字后也曾这样做过，因此现在也未尝不会。此外，不像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共债务违约，因此其信用体系并不那么容易崩溃。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对外债务以美元计价，潜在的美元贬值并不增加美国的债务总量；相反，这个风险被转移给了国外债权人。
这一区别非常关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外债权人会永远持有数百亿的美国低息政府债券。在某些时候，他们将要求实物资产，即通过股权投资控制美国的企业。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拒绝国外投资者拥有其重要企业的所有权。2005年，美国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放弃入股优尼科公司。在其后的几年，同样的舆论压力也导致迪拜的一家国有公司放弃了对美国几个关键港口的管理权。
这些冲突反映了一种“资产保护主义”，美国试图告诉那些日益强大的外国债权人，哪里才是他们资金的去处。在金融危机期间，当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恭恭敬敬地向中东和亚洲的几家主权财富基金祈求支援时，却拒绝放弃任何实质性控制权。这些投资者大为光火，相信在下次金融危机救援行动中，它们不大可能会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许多政治家和决策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同那些为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双重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相比，美国自己还剩多少影响力。他们告诉中国不能购买美国的企业，并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威胁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所有这一切都显得离奇而有趣，而且十分愚蠢。
诚然，中国通向全球霸主之路绝非坦途。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36％的份额来自于消费，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0％。虽然美国的消费率过高，但是中国的国内消费率却显得太低。目前，中国式增长依然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反过来又通过出售债券给中国而获得了资金支持。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这种“你给我有毒产品，我给你一堆废纸”的反常共生性，对中国的长期利益带来极大威胁。
另外，中国还有其他问题。不可否认，中国积累了惊人的外汇储备，也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准备了充足的弹药。那些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致力于改进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求该国的国有银行为大量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在长期却不可持续。在全球经济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贷款创造更多的工厂并非自救之路。这只能助长中国的投机性泡沫，并最终使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
至于2010年，中国和美国将继续被锁定在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之中。如果不打破这种平衡，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寻求改变。中国不能停止购买美国债券，否则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将会崩溃。相反，美国也不能竖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否则中国将停止资助美国的挥霍浪费。
破解约束的出路是显而易见的：中美两国应协同一致地采取行动，以使双方的经常账户重回平衡。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对付双重储蓄赤字，即膨胀的联邦财政预算赤字和偏低的私人储蓄率。通向救赎之路的第一步是废止20年前布什政府推出的误入歧途的税收减免政策。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保持低税率的条件下享受欧洲式的全民医疗保险，将是大错特错，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指望中国人会永远买单也是痴心妄想。
作为问题的另一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需要让它们的货币升值。它们还要采取结构性改革，以鼓励消费，让更多的“中国制造”在国内得到吸收。它们必须付诸具体行动和步骤以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目前，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依赖现金而不是抵押贷款买房。他们也必须建立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如失业保险和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等。这些基本的措施将使中国的家庭不必未雨绸缪地把所有的钱都储存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改革，那么节俭的中国人很可能会继续间接为美国人提供补贴。
其他国家也应该努力削减它们的盈余。更为成熟的经济体。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则应加速结构改革，以促进投资增长，从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石油输出国如沙特阿拉伯需要让它们的货币升值，并启动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在勘探领域的投资，从而生产更多的石油。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步实现国际间经常账户再平衡。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尚未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每个国家都希望一边是飙升的盈余、一边是扩张的赤字可以持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情况得以改变，否则调整压力将继续存在，直到它不可抑制地爆发。至于爆发的后果，则无法预料。由此所产生的危机与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讨论的普通的繁荣…萧条转换定然存在许多不同。与其说这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