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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美国经济的糟糕局面，欧元区与日本经济的中期前景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两大经济体同样面临U型复苏的局面。
第一，欧元区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2％）低于美国；第二，这些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应对本轮危机的难度更大。即使在2007年之前，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就已经很大，而且它们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偏高（很多都接近甚至超过100％）；第三，这些国家同时面临短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生产力水平低下且老龄化严重。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非一日之功可解。
更为严重的是，欧元区号称“欧猪四国”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及西班牙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近些年来，这些国家债务飙升而竞争力锐降。究其原因，颇为复杂。欧元的使用让这些国家可以更方便地融资，也因此消费更多。随之而来的信用消费热潮使得这些国家消费猛增，进而工资上涨，而这直接削弱了它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过度的官僚主义及其他结构性缺陷又严重阻碍了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仍落后于欧盟的平均工资水平。
由此带来的庞大的极其不健康的经常项目赤字及预算赤字导致“欧猪四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严重负债。而又由于具有高杠杆化特征，它们几乎成了金融“传染病”的传染源。更为糟糕的是，2008及2009年度欧元的大幅升值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债务负担，使它们更加脆弱，更易违约，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欧盟当中其他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成员。
没人料到情况会发展成这样。欧洲货币联盟创设的目的本是为欧洲带来稳定与团结。成员国通通将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它们也都加入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一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做了明确限制。理论上讲，这将促使各国实施结构改革，并使各成员国的经济表现逐渐趋同。然而，事实却与理论推测恰恰相反！德国等一些国家花费十多年的时间通过企业重组成功地降低了财政失衡局面，大大提高了其竞争力。然而，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情况却恰恰相反，财政失衡居高不下的同时，劳动力成本又大幅飙升。现实的结果是，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欧洲而非一个！
这种分歧被其他因素进一步放大。由于语言、文化及人口流动性障碍的负面影响，欧盟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性不强。这种局面导致，当欧盟周边地区失业率较高时，它们的劳动力向更繁荣地区的流动受到严重限制。同样不利的是，欧盟各经济体之间不像美国的各个州那样共同承担财政负担。财政政策的分治局面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帮助另一个国家的便利程度。
如果这些经济上的分歧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扩大，欧洲货币体系或将解体。假设希腊采取金融工程与财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这一局面继续，那么希腊在2010年的某个时候将无法再进入债券市场。于是，它们只能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委员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给予直接贷款的求助。
为了保住这一货币联盟，上述成员国或机构会向希腊伸出援手。但是，如果问题蔓延到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甚至其他成员国，那么欧洲中央银行，更不用说法国和德国的纳税人，救助遇难成员国的意愿和能力终将达到极限。届时，遇难的成员国，比如希腊，就只能选择退出这一货币联盟，而采用一种新的、大幅贬值的货币，比如德拉马克（Drachma）替代欧元。
违约和贬值这一对孪生景象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旦采用一种全新的、大幅贬值的货币，比如新德拉马克，像希腊这样一个国家将不得不对它们的以欧元计价的公共的，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的债务进行违约处理。
在2001年，阿根廷曾发生过似曾相识的情况。由于退出联系汇率制度，并对比索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出现大规模违约。同时，阿根廷当局不得不强制将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国内债务以较低的价值折算成比索负债，这就是著名的“比索化”过程。与之类似，像希腊或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主动贬值和违约时，同样会发生将国内发行的欧元计价债务“德拉马克化”或“里拉化”的过程，使得持有这些债务的债权人，主要是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面临蒙受巨大损失的局面。
没有任何货币联盟能够在没有财政和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一旦上述违约和贬值发生，欧元区与美国的对比将会更加醒目。当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或者其他州面临预算危机时，凭借财政联邦制的优良传统以及破产法的相关条款，这些州可以将局部问题放在全国的层面进行解决。相反，欧盟缺乏这种类似的负担共担机制。
货币联盟的解体甚至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欧盟本身造成破坏。任何退出货币联盟并对其他成员国持有的本国债务实施违约的成员国，最终都有可能被驱逐出欧盟。这一在前几年看来很不可思议的制度安排，对于雅典、罗马、马德里和里斯本当局来说可能性已经非常高了。近些年，随着多年来的经济背离以及这些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逐渐下降，这种结局出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
日本：路在何方
日本所面临的麻烦与欧洲的大抵相当。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迎来了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十年”。其中穿插着四次经济衰退；以及通货紧缩局面。日本在泡沫破灭后犯下了很多政策错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过晚，而又退出过早。它们一直维持着“僵尸银行”的经营，直到20世纪最后几年才对那些银行进行了资产重组。2000年的“双底衰退”进一步恶化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直到2004年之后，日本经济也仅仅恢复到了2％的潜在增长水平。
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尽管很少有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大量有毒的按揭贷款或结构化的金融产品，然而，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却比美国更严重。其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由于过度依赖于对外贸易而显得尤为脆弱，而对外贸易本身则又依赖于弱势日元。当全球经济及贸易在2008…2009年度大幅萎缩的时候，出口随之锐减。另外，由于当时以日元为基础的套息交易剧减，日元开始升值。而出口局面伴随着日元的升值进一步恶化。之后，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仍严重缺乏应有的活力。
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长期问题。人口老龄化加上不欢迎外来移民已经把日本经济逼入了人口问题上的死胡同，而这将制约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另外，日本的服务部门效率低下、呆板僵化且生产能力低下，充斥着像终身雇佣制这样死板的经济和社会习俗，很难做出改变。政治体制同样非常僵化，且毫无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显示，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已摇摇欲坠，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取而代之。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高企的公共财政赤字、疲软的经济增长以及持续的通货紧缩很有可能导致财政危机。到目前为止，危机仍未爆发的原因主要得益于该国较高的私人储蓄率。另外，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为日本私人部门和中央银行累积了大量的外币资产，这些也可以最终用于偿还不断增长的国内债务。这也解释了一种现象：日本政府在持有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0％的公共债务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举债。
然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由于那些收入拮据的家庭为了维持他们正常的生活水准而不得不减少储蓄，日本家庭的储蓄率大幅下降。另外，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也在不断减少，而且预算赤字的节节攀升和私人投资的不断减少已经超过了私人部门投资的减少。一旦这一趋势延续，日本将逐步滑向财政危机的深渊。毕竟，持续的通货紧缩、疲软的经济增长、居高不下的赤字以及强势日元将严重削弱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
事实上，部分评级机构已经将日本加入了主权评级可能下调的名单之列。一旦日本家庭对政府处理赤字及公共债务的能力失去信心，他们将卖出国内资产（首先卖出政府债券），重新进行日元的套息交易，进而推动日元大幅贬值，导致日本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上行。这将最终触发公共债务危机。
为了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日本必须进行财税体制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然而，不幸的是，日本的政治体制面对上述要求毫无办法。2009年，反对党日本民主党（民主党）终于推翻了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至此后者已经连续统治日本五十多年。虽然这或许表明日本会走向改革的道路，然而事实并未因此事而柳暗花明。
金砖四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理论上讲，对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中期增长率都可以给予5％~8％的合理预测值，具体则因国而异。这比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未来几年仅仅2％或3％的增速明显高出不少。
这些国家在未来几年增长的强劲动力，与它们在本轮危机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密切相关。除了中东欧的部分国家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杠杆化并不严重，而过高的杠杆化恰恰是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阿喀琉斯之踵。另外，由于近几十年饱受金融危机的困扰，这些国家提前对本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了整顿，并积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保证了物价的稳定。
这些优势与经验教训使新兴经济体具有了很强的抵御危机能力。它们通过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提振需求、恢复增长，经济得以迅速实现复苏。事实上，只要坚持本轮危机之前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及有关政策措施，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能继续维持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当然，上述分析无疑是最乐观的。我们还必须对下列事实给予足够警醒：这些经济体尚无法自给自足，它们在贸易与金融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在发达国家麻烦缠身的时候独善其身。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那么再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
中国：王者风范
新兴经济体包括数十个国家。“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四个，而其中中国又是毋庸置疑的王者。然而，中国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中国已经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但是，其过度高效的应对措施将给该国的中期发展带来诸多问题。
例如，为了应对危机，中国采取了政府导向的信贷扩张政策。为了使国有企业能够雇佣更多工人、生产更多产品、囤积更多商品并进一步提高产能，国有银行在政府的授意下向国有企业疯狂放贷。甚至各个省级政府也都要求银行不惜一切代价向国有企业放贷，以提高这些企业在钢铁、水泥、铝、汽车制造以及其他重工业的产能。但是，事实上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能早已过剩。
在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集体热潮下，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远远超过了该国应有的发展水平，大量机场闲置，而高速公路上汽车寥寥。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增幅也颇为惊人，商业和住宅物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呼之欲出。虽然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终将消化这些新建的基础设施和物业，但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然初露端倪。更为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是扭曲的，尤其是土地资源，其出让价格往往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公允价格，土地出让权仍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另外，中国经济体内大量资金流入到了非生产性领域。主要包括对商品、股票及房地产等投机或高杠杆买入。这些投机及高杠杆买入行为可能形成非常危险的泡沫，并最终在资产价格修正时出现暴跌现象。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近期不断攀升的能源、食品及房地产价格促使当局开始收缩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数量，以期成功实现软着陆。
2010年，中国的处境将十分尴尬。一方面，去年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使经济增速回复到9％左右；另一方面，该国经济仍未能从出口依赖型成功转型为私人部门的消费驱动型，而这一转型关乎该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如今，消费仍然只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这一比重在美国却高达70％。诚然，中国消费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巨大，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动作来。
在未来数年，中国还将受到下列问题的困扰：首先，中国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