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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全部交出去，交给这个代表着光明和真理的事业。吴晗的政治头脑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可以说，从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
作为一介书生，吴晗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是那么地有限，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笔作枪”。1943年以后，吴晗的学术论文骤然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吴晗写时文有他的专业特点，不像闻一多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历史影射现实，所谓“古为今用”。本来，为了服从###的需要，“古为今用”式的影射策略在时文中用用，自然也无妨。但久而久之，竟然不知不觉地变为吴晗的思维习惯，带进了学术研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三改《朱元璋传》了。
这本吴晗的代表作（1944年初版的书名叫《明太祖》），原初的写作动机就有“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的意思。1948年作第一次修改时影射的色彩更浓了，朱元璋几乎成为蒋介石的化身。这本书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多次与吴晗当面讨论书中的细节，指示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还专函希望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加力用一番功夫”。根据最高领袖的旨意，吴晗在解放之后，又两次修改书稿，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再塑朱元璋之形象。应该说，接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吴晗在史料考据上比之以前是严谨了，但修改后的整体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说，解放前的稿子还带有吴晗强烈的学术个性和流动生辉般文采的话，那么，那奉旨修改的后两稿，显得是那样的平庸、呆板，一如同时代的大部分史学著作，焉焉然无生气也。
吴晗所丧失的，岂止是一部有希望的史学传记，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作为一个学者，其职业道德所要求的独立品格。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扮演社会批评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学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逻辑和操作道德。如果一个学者想尽点良知的责任，尽可以通过议政的方式，而不必连学术也搭进去，将之沦为政治的附庸。按照韦伯的说法，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是应该“价值中立”的，求知是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最好的维护，也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然而，30年代以后的左翼史学界，却有一种流弊深远的“影射史学”传统，一种“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党派意识。吴晗是深得其害的。将学术作为###的工具，其短期效果也许十分过瘾，但对学术的戕害却不言而喻。当学术被学者们自觉地绑在政治战车上面的时候，其个人命运也注定由不得自己了，是座上客还是阶下囚，统统取决于领袖的一己意志和整体布局。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解放之后那从荣贵到受辱的大喜大悲人生，岂非正是如此？
尽管吴晗将自己整个身心包括学术事业都献给了革命，而且还担任了民盟北平支部的负责人，但从骨子里说，他依然是一名学者，渴望早日回到自己的书斋，回到久违的学术岗位。他曾经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尚未征求吴晗本人的意见，新政府便任命他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在苏联访问的吴晗连忙向周总理辞职，表示实在不愿从政当官，还是愿意留在清华，“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但此时此地，早已是由不得他了。后来为了这件事，吴晗还狠狠自我检讨了一番自己“知识分子的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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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4）
一个本来有可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书生，就是这样弃学从政，开始了不无惊险的仕途生涯。应该说，在那个岗位上，吴晗为发展新中国的史学是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换任何一个别的人上去，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但作为吴晗本人，也就此牺牲了自己的学术事业。他整天限于没完没了的会海之中，有一个星期一共开了六十四个会，平均每天八个会！1957年以后，吴晗开始挤出时间写一些史学札记和政治杂文，当夜阑人静，吴晗埋头于灯下时，我们可以想象，以他史学家的本能，间或也许还会冒出若干真知灼见。但这些灵感不是被自我扼杀，就是被禁锢在阶级分析话语的硬壳之中。在那个时代，一统的政治立场规定了一统的治学方法，而一统的治学方法又限制了学术观点的原创性。再加上行政职务带来的政治敏感，吴晗的史学生命自然凋谢了。
……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1）
当命运残酷地将张中晓抛到社会的底层，远离接踵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时候，反而使得他有可能独具慧眼，冷眼旁观，比一般人更深入地洞察人世。
前不久，王元化先生送了我一本他作序的书，是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他再三对我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比起顾准，张中晓可以说一点也不逊色。我想起（1989年）初春，也是王先生向我郑重推荐顾准的遗稿，当时书稿刚刚打出清样，王先生正在为它作那篇脍炙人口的、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序。可惜的是，我那时心浮气躁，略略浏览了一遍就匆匆还了。等到重新注意它，已经是人人谈顾准的时候了。这些年，王先生作序评定的几个思想界故人的遗著，比如顾准、杜亚泉等，都激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反响。这次的张中晓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待我读完《无梦楼随笔》，不由得再一次佩服王元化先生的好眼力：张中晓，不愧为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张中晓故去将近三十年了。经历过50年代反胡风运动的人，也许还依稀记得这个名字。当时的御批曾经颇有声色地提到过他：“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张中晓由此定了终生，至死都不得洗冤。从他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还是与别人的合影）看，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中晓不过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文学青年而已。因为与胡风通过几封信，并在其中写了几句偏激的话，就此酿成终身的惨剧，被捕、开除公职、保外就医送回绍兴原籍，从此，饥饿、贫困、病魔和苦难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生活是异常地匮乏。每天的食粮只有三两定量，半饥不饱，连牙刷毛巾也买不起，只能用破布条刷牙、旧布片洗脸。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惧的。对一个有着强烈精神关怀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恐惧的莫过于内心的那种孤独感，那种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慢慢吞噬着灵魂的孤独感。在十年的苦难岁月之中，张中晓除了要与饥饿、疾病抗争之外，还要与自己内心的孤独搏斗。他写道：“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了向兽的演变……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和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这是一种何等痛苦、何等沉重的感受！孤独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发疯，可以摧毁强者钢铁般的意志，可以令高尚的人自甘堕落。为了与可怕的孤独作斗争，孑然一身的张中晓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时事，保持自己的精神关怀和知识兴趣。没有钱订报纸，就每天来回坐六个小时的手摇船，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在县城的报栏前站立几个小时；没有资格听广播，就每天晚上将一根铁管子通到阴沟里，以便从邻居家的有线广播中听到新闻；生活是那样地艰难，连饭都吃不饱，竟然还饿着肚子省下钱去买书，几年之中积累了满满两箱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谈心，就将各式各样的废纸裁成一般大小，钉成本子，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下读书的心得……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应对非人的逆境和可怕的孤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张中晓以自己顽强的求知欲望和人格尊严，营造了这样的世界。正如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无尽的苦难之中，外表羸弱的张中晓竟然战胜了逆境，超越了孤独，他读了康德、黑格尔、罗曼·罗兰、孔子、荀子、朱熹等一大批古今中外名人的名著，记下了三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梦楼随笔》。
与顾准那些写给弟弟的信一样，张中晓的读书笔记也不是为发表而作的。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笔记也许以后会有用，恳求父亲将它们保存好（可怜的老父亲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闭吊打，受尽磨难），但当他在阴冷的寒夜、昏暗的灯光下苦苦思考、斟字酌句的时候，肯定是为了自己内心那份不泯的良知，那份对真理的执着信念。他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一个书生，可以被剥夺公民的身份，以至求知的权利，却无法剥夺他内心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执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是的，张中晓只能如此活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探求，成为他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意义所在。命运愈是坎坷，生活愈是艰难，就愈加显得这意义的沉重。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2）
同样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先知，张中晓的理论风格与顾准是迥然异趣的。顾准的性格冷峻严肃，思考问题富于历史感和逻辑性，思想的跨度大，学理性强。而年轻的张中晓的个性更接近文学家，敏感、热烈而尖锐。他的那些读书笔记没有明晰的逻辑结构，只是一块块思想的碎片，一段段富于哲理的智者隽语。然而，只要我们有少许的耐心，将那些似乎是互不关联的只言片语连缀起来，仍然能辨析出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我初步的阅读，发现反复缠绕着张中晓的，并引起他深入思索的，至少是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第二是关于人的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思考，第三是对中国政治和国民性的批判。暂且不论张中晓思考问题的深度，就单单提出这些问题本身而言，已经是那样地令人震撼。要知道，这些笔记都是写于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还在熟读《联共（布）党史》，普遍地陷于教条主义而不自知。即使像顾准这样的思想先知，也是要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才有最后的大彻大悟，从理想主义义无反顾地走向经验主义。而张中晓却早在五六十年代，在绍兴县城偏僻的一隅，在那个家徒四壁的陋居无梦楼，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之中，已经异常敏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那些我们后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付出了多少历史代价，才好不容易意识到的问题。张中晓这位思想界的奇才，竟然领先了时代整整三十年！
自“五四”以后，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就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回荡，到1949年以后更是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成为主宰中国知识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学者在大环境的作用下，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重新编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独居乡野的张中晓却孤军深入，以其敏锐的理论直觉，却开始了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张中晓明白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当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历史规律的时候，张中晓却大胆地提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断然宣布“必然性可以休矣”，这不能不令后人惊叹不已！张中晓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来自于他对历史本相的独特观察。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历史规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历史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