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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难过。
一天，我们在营房外踏马路时，她突然天真而又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我吓了一大跳，摇摇头说：“那要受处分的呀。”她无可奈何地哭了，哭得十分伤心，扭着小性子不肯去哪遥远的北京！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死劲摇。“我不去我不去，……太不公平了！”是啊，制度把我们“格式化”了！我也黯然神伤，默然无语，我的安慰也是多余的、无力的废话。我们都掉进了痛苦的爱恋深渊。
临走前几天，我们手拉手在铁路上遛哒了一个下午，俩人心事重重，心里像灌满了铅似的，十分压抑。她双眼都哭肿了，纵有泪千行，也无法表达她内心的苦痛。我痛苦得默默无语，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分开，离营房不远了，我猛然一句：“你要恨，就恨死我吧！只怨我不是团级干部！”一甩手，我痛苦地向营房宿舍走去。
到了分别时，我去送她，她用眼光狠狠地瞪着我，泪水流了出来，我强颜欢笑，却没有一句祝福的话，“我们太没缘分了！”
她走了，从此结束了人生道路上这场被压抑又罗曼谛克的小插曲。
后来她在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白马王子，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男方坐在三轮摩托车兜里，她坐在驾驶台上，双手紧握车把，笑眯眯的，脸蛋儿仍是那么可爱。
随着教学逐渐走上正规，学员劲头更高。这些老兵，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多，经历丰富，对教师很尊重，不摆老资格，肯学好问，也爱钻牛角尖，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教好自己的课程，师首长经常来看望大家，时时给以指导。贾校长不时和教职工座谈，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生活上为学员们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在政治上鼓励大家积极向上，这对大家鼓舞很大。
军区文化领导小组也多次来学校检查教学质量，抽测、会考、口试，学员们都达到四分（当时是学苏联的五分制的记分法）以上，不少达到五分。军区文化领导小组肯定速成小学的教学方法是符合实际的、是有效的，夸奖说：能在二年内使学员们达到小学高年级毕业生的水平，这是个奇迹。在全军区速小语文、算术比赛中，九速小获得优秀，可见领导、全体员工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1954年5月底，九速小任务完成，开完毕业典礼后，校长按军区指示宣布第九速小番号取消，教员重新分配工作，我与吴桂兰、傅之模调到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工作。
月末，我们背上背包，在小石坝炮八团集中，开了个欢送会便赴任去了。
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设在春城郊区巫家坝飞机场东面的小山坡上，春城至呈贡的公路在校西边通过，校园范围较大，四周是水田，水渠穿越其中。校园南面是学员宿舍和教学区，中间是大操场。操场西边有一幢临时盖的大草棚，是会场，可容千把人坐地开会。
北面是教职工宿舍、办公室、实验室。东面是校首长的宿舍、办公处，再往东有幢小平房，平房旁有花园、小榭、小桥、停车场，四周是常青的女贞丛，环境幽美、清雅，小鸟依人，风景如画，据说这是当年飞虎大队长陈纳德的驻地。
这里原有碉堡岗哨，解放后都拆了。整个校舍四周被高大的桉树包围着，桉树常常发出一种特有的香味，据说可以驱蚁。校舍虽然陈旧点，但校园开阔、恬静、优雅。
老师也多，学历有大学的、中专的，最低也是高中毕业生，高手云集，人才济济啊。教学组有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包括自然）、政治等研究小组，设有正副组长及教研组长，但没有外语。我分在史地组，后又转理化组，都合我的本行。
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有各类图书、资料、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史地模型、挂图诸类。国家为培养人才是舍得投资的。
学员是从各军、师、团挑选来的营连级干部及少数优秀排长，都具有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才能入学。学员有八百多人，加上教职工近千人。
实行集体办公、备课。讲课前必须先试教，评讲合格才能进入课堂讲授。备课步骤按苏联的模式（非常机械死板）。有时是教研组派人来范教、试教或讲某一专题或作某一试验，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这对新老教员都有裨益。我们教员来自不同单位，在同一目标下，没有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都能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所以教学风气很浓。
第三速中校长叫乔原放，副校长是杜晶，教务主任是从边区纵队调来的某大学讲师李某。他们都是办学能手，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学校领导班子领导得力，经常深入到各教学组参加试讲、听课，还检查教员的备课，教员就来不得半点花架子了。
遇到节假日，两位校长不时请教员到他们的小花园里去做客、座谈，许多问题能得到解决，也更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所以受到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
那时的学员中大都30来岁，普遍年龄较大，未婚，少部分人为此曾闹过思想情绪，要求下地方，不安心学习。两位领导苦口婆心做工作，从祖国的需要，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不厌其烦地谈心，做思想工作，终于刹住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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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弥天大罪”
教员要经常去辅导学员，甚至补课，很得学员欢迎，但也有逆反心理的。
有个女教员，叫小杨，原是南诏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南诏省我边区纵队，搞宣传工作，调来任语文教员。她上课很认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就是不太联系学员，高高在上，即使平时与学员接触也“保持”一小段距离，学员有疑问，她总是“你多动点脑子嘛。”冷冰冰的一句把学员给挡了回去。
有个学员就说她是“冷血动物”。就这么一句话，不晓得怎么让校领导知道了，找到那学员严厉批评了一顿，还要他向杨老师作检讨。校领导也找小杨进行了谈话，指出她存在着不关心、不热爱学员和高高在上的缺点。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杨老师从此一改冷冰冰的态度，积极深入学员中，特别帮助后进学员费了心血，使学员很感动。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一位女教员身上，她叫王刚，军大毕业，特别爱打扮，脸上搽脂抹粉，香气熏人，一件军服改装得齐腰肢儿，非常得体，从后面看，很有女性的曲线之美。她个儿矮，所以爱穿高跟皮鞋，脸儿微黑，所以不论晴天阴天，总爱撑一把遮阳小花伞，走起路来扭动着腰肢儿，小花伞还溜溜儿转，颇有超凡脱俗的傲气。
她下班去辅导学员，总是用一块普罗帕蒙着嘴儿说话。也许香气太浓，也许是学员看不惯，学员总是离她一尺多远，渐渐地学员“感冒”了，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听到皮鞋响，以为是首长（那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穿皮鞋），回头望一望，只见遮阳伞。”顺口溜虽然编得蹩足，但讽刺性却很强。
小王听到后气得哭了，还耍点“性子儿”…………不吃不喝，勉强才去上课。此事不知怎地被校领导知道了，在一个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众多学员批评了这位“创作者”。杜副校长批评道：“接二连三出现学员不尊重教员的现象，还编顺口溜讽刺人家。谁受得了哇！同志之间应相互尊重，是学员的要多作自我批评嘛，是教员的更应以身作则，做大家的表率，以后严禁出现这种现象。”杜副校长态度极为严肃而带点愠怒。
这虽是对学员的严肃批评，老师也应反省自问。在那个一切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年代，那种孤芳自赏，超越时俗，那种看不起工农兵的思想或表情，是要会受到大家吐弃的，领导不批评你，学员也会评你的。那时什么都强调一个模式做事，一个脑袋思考问题。
事后杜副校长找过她谈话，这是立场观点问题，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因为这些学员都是打天下的最可的人！领导还要我多同小王谈谈，要她放下包袱，改了就好。杜副校长知道我与小黄都是洪都军大来的同学，同学之间互相交谈是最好沟通的。
她的家世、个人经历和思想嬗变，真可写一本书。我不敢以教训别人自居，只谈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当面指责她什么不对，用“己物引他物”，抛砖引玉。事后，我向校长汇报了几次与她谈话情况，校长说，能暴露思想是个进步，但不能用温情脉脉的情怀，错误之处要向她指出，所谓“猛击一掌，促其自省”，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我采取了“迂回战术”，先尾尾道来，再直指症结，她慢慢地接受了批评。
后来小王也真的知过则改，进步很快，不久就调到军区干校去教书了。1954年，她结婚时请我去吃喜糖，当着她的白马王子说：“是这位学长给我极大的帮助，我永远感激他。”我也祝福她俩永远幸福。
吴桂兰是广省花县人，分在数学组，傅之模是天府人，分在语文组，我在理化组兼实验室负责人。平常教学工作都忙，除了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时闲扯几句外，只有星期天才会一起去飞机场关上村玩玩。由于我们三人很聊得来，所以后来成为好朋友。
关上村有几家饮食店，口味不错，每次来必去光顾。过节有时乘车去呈贡，哪儿贡梨出名，松脆香甜，饱尝之后，各拎一袋子回来，给大家分享。有时去军区干校访友，王刚就在这儿任教，承蒙她夫妇美意，每次必打牙祭。那时还是供给制年代，吃大锅饭，每人仅几个零用钱，去多了，朋友就不堪负担了。
我、吴桂兰、傅之模三人身上有钱时，就“共产主义”，没有钱了就坐在机场草坪上胡调侃，谈工作、谈学习、商讨问题，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还争论不休。吴桂兰讲广省普通话，傅之模讲天府家乡话，我这老俵当然是地道的豫章省话了。
大家聊现在，谈未来，表达着自己的梦想。有时各自介绍家乡风土习俗或互相取笑。三个单身汉，成了异姓三姐弟（吴桂兰为姐，傅之模为大弟，我居其末），大家出入成“三”，形影不离。
由于我们三男女“形影相随”，这引起了同志们的非议——“他（她）们搞三角恋爱”。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谈恋爱都是禁区，更何况你们搞“三角”恋，真是“弥天大罪”，但我们心中无“鬼”，一笑置之。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你越是沉默，不声明、不争辩，就越证明你心虚。日子一长，流言蜚语就流到领导耳朵里，先是教研组长王毅找我谈话，我极力向他解释。我说：“因为我们原来同过事，相处的日子久，比较谈得来，保证无越轨行为。”
后来杜副校长找我谈话，我实打实地摊牌了：“吴桂兰已在炮四师有了对象，是个团参谋长（也是她的学生），傅之模的对象在天府古令县供销社，都在等待转业地方，结百年之好。只有我老张不是团级干部，没有人看得上，至今光杆一个。茕茕兀立，形影相吊……。”我还没述说完，杜副校长就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转而又说：“回去吧，没事了，注意影响就是了。”我大为惊奇，向他敬了个礼，向后转，大步回到办公室。
星期天，三条单身在机场草坪上相聚，我把杜副校长问我的事向她们一说，几个人笑得屁股朝天。当然为减少麻烦，行动上不能来往过密，慢慢淡出也是应该的。
由于我们三人工作上努力，教学上突出，干什么事都吃得苦，吴桂兰（我们常叫她“木头儿”）虽是女性，但没女儿娇气，性格倒有点男人气，她的教学成绩裴然，别人也找不到什岔儿。后来“木头儿”当了数学组组长，我当了理化组组长，傅之模派去天府省进修，申请转业去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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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一张纸条
1955年，在第三速中时，有一位女教员，名叫安少娟，晴隆人，从文工团调来，教音乐，也会跳舞，天真活泼，性格开朗，火辣辣的有朝气，与谁都合得来，分在自然组（归理化组管），她常下去了解情况，勤于辅导学员学习，有时与我同去辅导一个班（那时老师是包干的），时间久了，无话不谈。她见我平时与吴桂兰、傅之模一女二男…………“三人转”，玩得挺兴，似乎冷落了她，便常生闷气。
有一次去教室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你怎么不向我进攻？”问得真是大胆！我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半响，她又来了一句：“我不美吗？”真是更得意了！我只好说了一句：“你长得很漂亮。个人问题为时尚早，再考虑考虑。”她有点愠怒，扭着身子独自走了。不久，领导派她去巴郡西